程正平易近（1937—2024），福建廈門人。1959年本科結業于北京師范年夜學中文系，留校在文藝實際組任教，講解文學概論課程。1965年調至蘇聯文學研討所，曾任蘇聯文學研討所副所長、《蘇聯文學》雜志常務副主編。1993年調回中文系文藝實際教研室，曾任中文系系主任。著有《20世紀俄蘇文論》《巴赫金的詩學》《俄羅文雅學新視角》等。
2月20日早上八點多，當程正平易近教員往世的新聞忽然傳來時，我一時驚得說不出話來。那全國午就有新學期的第一次課，我得有所預備，但備課時代不竭走神，有關程教員的點點滴滴簇擁而來……
導讀巴赫金
我了解程教員的名字是1993年，但見到他自己已是1999年。那一年，我考進北京師范年夜學，在童慶炳教員門下攻讀博士學位。童教員打頭陣，給我們開設了《文心雕龍》專題課；程教員則緊隨其后，與另一位傳授合開一門東方文論專題課。依據我的聽課筆記，程教員是2000年3月8日走上這門課的講臺的。他告知我們，他的課是讓大師細讀蘇聯文藝實際家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題目》，他先講兩次，算是導讀，接著是大師的自選舉措：拔取某章內在的事務，細讀一番，講授出來。
說其實話，巴赫金的這本書我雖早已買到（購書每日天期是1993年12月），卻一向躺在我的書架上睡年夜覺。跟著程教員的講述，跟著對話、莊諧體、狂歡化、復調小說、狂歡式的世界感觸感染等概念從他口中汩汩而出，我開端了對巴赫金的正式瀏覽。由於頭一學期聽過童教員的課，我對兩位教員的授課作風不由得要黑暗比擬。比擬的成果是，假如說童教員主打慢條斯理，那么程教員則主打“年夜弦嘈嘈如急雨”，這種機關槍般的語速讓我認識到，他不只思想靈敏，並且仍是個急性質。他如果唱歌，估量城市嫌“一條巷子曲曲彎彎細又長”節拍太慢，而是要換成“合法梨花開遍了海角”的，為什么呢？由於《喀秋莎》是四二拍啊。
這就是我對程教員的最後印象。這種聽覺後果，再加上阿誰精瘦、精干、精氣神實足的視覺抽像，更讓我感到程教員活氣四射。現實上，那時他六十有三，已退休在家，卻被年夜他一歲的童教員拉進彼時方才申報勝利的教導部人文社科重點研討基地——文藝學研討中間，成為退而不休的專職研討員，也成了童教員的左膀右臂。
話說2000年春天，我不只細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題目》全書，並且由於對第四章所論的“莊諧體”“梅尼普譏諷”“蘇格拉底對話”愛好頗濃，又決議把《拉伯雷研討》也讀起來，由於盡管前書也談到了狂歡式和狂歡化，卻仿佛是即興扮演，我想弄明白狂歡節、狂歡廣場、狂歡式的世界感觸感染是怎么回事，便無法在《拉伯雷研討》眼前繞道而行，由於這本書中暗藏著這些題目的一切機密。此書讀畢，我特地在書后寫了幾句，記載彼時的衝動之情，此中一句是：“讀此書時代，遭到的沖擊與震撼無與倫比。”也是在讀過這本書之后，我才終于寫出程教員這門課的課程論文《平易近間話語的挖掘與縮小——論巴赫金的狂歡化實際》，此文不只遭到程教員好評，並且頒發也通順無阻，甚至還取得了《本國文學研討》2002年優良論文獎。此刻想來，假設沒有程教員領導，我能順藤摸瓜摸到《拉伯雷研討》嗎？巴赫金能在我心目中占據一個永遠而主要的地位嗎？
也恰是由於這本書，我才真正清楚了一個事理：有些書是讓你長常識的，有些書則是能深刻你的魂靈的。于我而言，《拉伯雷研討》顯然屬于后者。
但是，直到程教員往世的那天，我才從書架上取下他那本《巴赫金的詩學》，開端了對它的真正瀏覽。由於我信任，在一小我謝世之后瀏覽其著作文章，才是對他最好的懷念。由於此次瀏覽，我才認識到程教員的確就是文如其人：他的闡述是樸素的，剛健的，冗繁削盡的，直來直往的，同時又是清楚的，謹慎的，條分縷析的，舉重若輕的。顛末他的清算、反思、提煉和回納，巴赫金的全體詩學就既琳瑯滿目，又井井有理了。這本書出書于2019年，是他暮年的著作。從字里行間，我仿佛也領略到“庾信文章老更成”的風采，精力不只為之一震。更讓我振奮的是，經由過程程教員的闡述，我不只復習了一遍巴赫金，並且還發明了巴赫金“藝術的內涵社會性”與德國粹者阿多諾“內涵批駁”之間的某種聯繫關係，同時，把它寫成一篇論文的動機也在我心中潛滋暗長。
程正平易近師長教師代表作
論從史出
程教員在總結本身的學術生活時已經說過：“在20世紀俄羅斯各類詩學門戶中，最主要的也最令我嚮往的是巴赫金的詩學。”（《我所走過的學術途徑》）這話我信。在我的心目中，程教員固然寫過《俄國作家創作心思研討》等書，天然是俄蘇文論研討專家，但這一專家的底色是巴赫金詩學。也就是說，假設沒有巴赫金這碗酒墊底，他的俄蘇文論研討是不是還能像此刻如許飽滿，或許就要打一個問號。
但是，直到程教員往世之后我才發明，他的巴赫金研討也恰是起步于給我們這屆先生上課的世紀之交，由於那恰是他頒發《巴赫金的文明詩學》（《文學評論》2000年第1期）的時辰，也是鐘敬文師長教師激勵他將此文“擴大為一本書”的時辰。于是才有了后來的《巴赫金的文明詩學》（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1年版），又有了在這本書基本上的拓展之作《巴赫金的詩學》（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2019年版）。當我認識到程教員是在“最美不外落日紅”的季候才“咬定青山不放松”時，我對他的敬意又增添了幾分。對于很多學者來說，年屆花甲意味交流著收官階段的開端，程教員卻為本身design了一個新的研討出發點。這般志在千里又這般壯心不已，怎能不讓人敬仰？
連童教員都信服不已！記得2013年12月26日，文藝學研討中間像今年一樣，開了一個年關總結會。會開至最后，童教員說：“我們要扎扎實實做學問，要保持學術本位。你看我們的程教員，他就一向研討巴赫金，研討來研討往，就成了這方面的專家。所以，你們要像程教員那樣做學問。”
程教員的學問做得扎實，與他奉行“論從史出”有關，我就見他常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好比，2014年7月上旬，中間在京郊年夜覺寺開務虛會，談及學科成長，童教員誇大，以后的文學實際扶植不該該再是年夜兵團作戰了，而是要每人選擇本身感愛好的題目，揣摩多年，然后再與項目聯合。輪到程教員講話，他則指出：“若何處置實際、汗青和近況的關系，我們需求當真斟酌一下。論從史出很主要，但假如不器重近況研討，也很難往前走。像別林斯基、巴赫金這種實際家，實在都長短常追蹤關心文學實際題目的。”
作為一種研討方式，“論從史出，史論聯合”天然起首聯繫關係著中國史學研討的傳統，但程教員之所以對此高度器重，并且要與實際相聯合，顯然與巴赫金脫不開干系。在《巴赫金的詩學》中，我就讀到了如許的闡述：“從狹義上講，論從史出，任何實際題目必需回回汗青，經由過程汗青研討說明它的實質，說明它的成長紀律。從文學史研討的角度講，文學史是要尋覓文學的成長紀律的，但紀律不是憑空假造的，紀律是要從汗青的研討中得來的。”在另一處，程教員則直接指出：“巴赫金的文明詩學研討給我最年夜的啟發是不克不及把文學研討封鎖于文本之中，研討文學不克不及離開一個時期完全的文明語境，要把文學實際研討同文明史研討慎密聯合起來，私密空間只要如許做才幹提醒文學創作的底蘊。”（《我所走過的學術途徑》）這是從另一個角度對“論從史出”的誇大。由此我也認識到，固然在暮年，童教員和程教員都講文明詩學，固然他們都誇大“汗青文明語境”，但程教員所議論的文明詩學中多出了一個“論從史出”，這是來自巴赫金的奉送。共享會議室
由于程教員是巴赫金研討專家，碰到這方面的題目，我也時常向他請益。記得2012年，我曾問他巴赫金能否用過“對話性雜語”（dialogic heteroglossia）。由於那時我正帶著幾位先生翻譯美國粹者布萊斯勒的《文學批駁：實際與實行導論》，此中的術語需求拿捏正確。2017年，我向他就教哪種《巴赫金傳》更值得一讀，由於彼時我正在揣摩錢鐘書的“暗思惟”，想對錢鐘書和巴赫金停止比擬。2022年正月，我往給程教員賀年，當面問他“詩學”在俄語語境中有哪些說明，他頓時掏出一本《文學學導論》（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6年版），翻到第196頁，讓我看作者哈利澤夫的說法。他還說：“我那本《巴赫金的詩學》不是送你了嗎？我一開端就說明了詩學的三層寄義，你歸去可以了解一下狀況。”我唯唯。
從程教員家出來，我不由得感嘆：程教員可真是一本活字典啊。與此同時，童教員的一個說法也在我耳邊響起：家有一老，若有一寶。
天作之合
查記載，童教員的這番話說在2009年3月11日。那全國午，中間成員閉會，童教員說他預備卸任，要把中間主任交給李春青傳授。談及中間的職員組成，他說：“我們此刻的情形是‘三老’‘五中’‘五青’。三總是我一位，程教員一位，李壯鷹教員一位。俗話說：‘家有一老，若有一寶。’我們這個大師庭現有‘三老’，那就是若有三寶了？”
現實上，李教員那時才六十有四，稱“老”似分歧適，真正的白叟只要童教員和程教員。他們都于1955年進進北師年夜中文系唸書，又都來自福建，也都在年夜學時代嶄露頭角，終極成為留校人選。所分歧者在于，童教員那時在中文一班，程教員在中文四班；童教員提早一年結業，程教員則是完成四年學業后正常結業，二人遂由同窗變為同事，同在中文系文藝實際教研室任教。后來，童教員雖也被抽調到黌舍教務處干過，卻基礎上沒分開過中文系，而從1965年起，程教員轉進蘇聯文學研討所。直到1993年蘇聯文學研討所閉幕，程教員才重回中文系教書，在干過一屆系主任（1995年—1997年）后，他就退休了。
程教員能回中文系，童教員應當功不成沒。
據李春青傳授回想，早在20世紀80年月中期，程教員就成了童門門生心目中的“副導師”，緣由在于，那時辰童教員已請程教員相助做課題、帶先生，等于是拉他進伙了（《我的“副導師”程正平易近師長教師》）。“蘇文所”閉幕后，程教員何往何從，原來是有些遲疑的，由於他也可以選擇往外語系，但童教員盼望他“飲水思源”。在童教員的支撐下，程教員不只回到了中文系，后來還被推到系主任的地位。
為什么童教員要請程教員回來？謎底實在并不復雜，我認為他是想找到一位得力的輔佐。
話說20世紀90年月初期，童教員正預備厲兵秣馬，年夜干一番。但阿誰時辰，文藝學教研室青丁壯居多，他們固然生氣蓬勃，做學問是一把好手，但一旦進進行政治理、學科計劃層面，或許就顯得經歷缺乏。于是，尋覓一位知根知底的貼心伴侶來為他出謀獻策、揚長避短，就顯得火燒眉毛。如許，老同窗程教員就成為最才子選。由於他不只謙恭、低調、沉穩，並且頭腦活，點子多，仿佛是“塔里點燈，層層舞蹈教室孔明諸閣亮”。
記得在慶賀程教員八十華誕的會議（“俄羅斯詩學成長新趨向”學術研究會）上，羅鋼傳授講話時把童、程二教員比作《紅樓夢》里的釵黛關系，說他們是“兩峰對立，雙水分流”。我則在致辭中借用蘇聯學者普羅普《平易近間故事形狀學》中的說法，把童教員看作“配角”，把程教員視為“輔佐”。我說：“在一個故事中，配角當然主要，但假如沒有紅娘的輔助，張生就娶不到崔鶯鶯；聚會場地沒有少劍波的顧問，楊子榮就打不進威虎山。可以說，在文藝學學科的扶植中，恰是他們這對老錯誤各就其位，各司其職，才完成了文藝學的學科敘事，把我們這個學科帶向了一個光輝時代。”
紅娘是《西廂記》中的女二號，少劍波是《智取威虎山》中的顧問長，這兩出戲很多人耳熟能詳，是不需求說明的，需求說明的是普羅普的實際。在《平易近間故事形狀學》中，普洛普回納出七種腳色——加害者、贈予者、輔助者、公主及其父王、調派者、主人公、冒充主人公——它們涵蓋了故事中的各色人物。繚繞著每一種腳色又組成了一個“舉動圈”，它們在故事中行使著分歧的效能。在北師年夜文藝學書寫出來的故事中，童教員當然是盡對的配角（主人公），程教員則是完善的輔佐（輔助者）。他們要尋覓的“公主”則是北師年夜文藝學的“頂層design”，或許是童教員所說的，尋覓“具有中國特點的文學實際”。在這種尋覓中，程教員一向心甘情愿地當著輔佐、副角、幕僚、綠葉，沒有涓滴牢騷。這種腳色認識不是走過場、做樣子，而是徹頭徹尾，甘拜下風，絕不含混。
在十五年擺佈的時光里，我親目睹證了童、程二人可謂完善的一起配合經過歷程。我甚至感到，不消“天作之合”來描述，就缺乏以表達這種完善度。
北京師范年夜學文藝學研討中間“三老”程正平易近（右）、童慶炳（中）、李壯鷹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合影。
紅泥小火爐
童教員往世之后，我開端擔負文藝學研討中間主任。記得“新官”上任之后，我第一次到程教員家中造訪，他就講起了本身當系主任的舊事：“那時是黌舍引導忽然找我說話，然后就把我‘逼’上了系主任的地位。當了主任后，我往造訪了系里的幾位老師長教師。由於那時中文系牴觸多，情形復雜，我就跟鐘敬文師長教師、啟功師長教師抱怨，兩位老師長教師說笑間就給我出了主張、想了措施。實在鐘總是個幻想主義者，他像堂吉訶德；啟老則像哈姆雷特，他是一個猜忌主義者，世界就是由這兩類人構成的。這不是我的不雅點，屠格涅夫早就寫過文章。當了主任就得干工作，干工作就要引人，但只需你是出于私心，又博得了下面的支撐，你就儘管干下往。”滾滾不停，旁徵博引，長篇大論，直指心窩，此謂程教員的說話作風。他在那里言傳身教，仿佛是手把手教我如何當主任。
2017年6月14日早晨九點多，程教員給我打來德律風。他啟齒就說：“明天是童教員走了兩年的日子，真是快！我想他了，特地給你打個德律風。”然后他又問我：“是不是會想到童教員，尤其是艱苦的時辰？”我說：“是啊，由於我們既沒有童教員的聰明，更沒有他多年構成的那種權威。”于是程教員撫慰我，說：“你也挺不不難的。以后遇事多磋商，漸漸來，別焦急。”現實上，我當主任時代，恰是程教員認識到了我的“不不難”。固然這些話顯得抽象、縹緲，但究竟也是一種撫慰，仿佛在“晚來天欲雪”的時節來了一個“紅泥小火爐”，讓我感觸感染到了融融熱意。
2018年10月20日，文藝學研討中間主辦的“文藝學新題目與文論講授”學術研究會（第二屆）在京舉辦，我請程教員致辭，他先是說了些面上的話，隨后就轉到我身上，說：“2011年在噴鼻山閉會時趙勇剛買了輛新車，他開著車，把我和童教員送回了家。那時他是老手，車技普通，大師還不怎么敢坐他的車。七年之后他已是一個老司機了，坐他的車妥妥的。”程教員說罷，上面即是一片笑聲和掌聲。
我了解這是他在為我鼓勁加油，于是立即跟進一句：“感謝程教員！”
我的博士論文辯論是在2002年。20多年之后，辯論委員會其他委員的臧否之詞年夜半都已忘記，但程教員的一個說法我仍然浮光掠影。他說：“趙勇這篇論文能拎起來，不像有些同窗寫得比擬散。他的論題是《整合與推翻：民眾文明的辯證法——法蘭克福學派的民眾文明實際》，他提煉出了‘整合’與‘推翻’這兩套話語，這就拎起來了。”
按我懂得，“能拎起來”就意味著論文有了焦點命意。阿誰命意就仿佛一個抓手，可以鋪開，四面反擊；可以或許回攏，萬取一收。“拎不起來”的論文紛歧定就寫得差，那里面也有散金碎玉，只是還沒有煉成塊，塑成形。究其因，要么能夠是資料不外關，要么就是方式有題目。我不敢說我的論文有多好，但好賴是有個抓手的；這個抓手是金鑲玉仍是鐵家伙倒在其次。我能認識到這一點，全憑程教員的那次提示，是他為我這篇論文的分量過了秤，命了名。他的說法盡管很樸實也很家常，沒有“彌補了……空缺”之類的贊詞，但我愛好。后來，我之所以對一些諸如《薩特參與實際研討》《巴特構造主義思惟研討》的博士論文有微詞，提看法，即是由於這些標題只要闡述范圍，沒有焦點不雅點。用程教員的話說，就是“沒有抓手，拎不起來”。若是用古文來說，最合意的句子應當是“無帥之兵，謂之烏合”。
盡管程教員的論文批閱給我留下了深入印象，但后來在很多年里，我只是出了書送上，請他雅正，并不敢隨意寫出什么文章就讓他看。事理很簡略，一是他年紀已高，二是他手頭的活兒也不少，我不克不及占用他的無限精神和可貴時光。
但是，也是從童教員往世之后，我又開端讓程教員核閱我的文章了。為什么我要讓他受累？由於我在論文寫作之余，也經常寫一些觸及北師年夜人和事的文字，于是就有了讓程教員了解一下狀況的動機，由於他既可以指出寫法黑白，也可以辨別現實真偽，甚至還可以給我供給一些細節資料。于是常常初稿既成，我便打印出來呈他核閱。凡是三兩天之后，程教員的“評審看法”就能到位。當然，我敢頻仍打擾他，也是由於那些文字并非什么高頭講章，可以讓他消愁破悶。尤其是后來得知程教員愛好讀這路文章之后，我就更是沒有心思累贅了。
此刻想來，這些年我不竭請程教員批作文、提看法，所圖者何？應當沒有什么功利目標，甚至也不圖程教員的表彰。我大要感到，每當寫到北師年夜中文系傳說中的人和事時，本身只能從故紙堆中尋覓材料，而程教員是現場目睹者，我需求請他把關、驗證，指導迷津。只要如許，我所回到的阿誰汗青語境——亦即他與童教員都反復誇大的阿誰工具——才不至于太抽象、太骨感，而是有了那么點血肉飽滿的滋味。程教員也恰好心胸慈善，肚里有料，于是他的評點經常恰如其分，他的提出往往切中肯綮。這種賜教是這般主要，以致于我后來甚至感到，只要經他過目、被我再改之后，文章才拿得出手，不然，我心里就不結壯。
常常想到再也不克不及向程教員請益，我以后只能“文責自信”時，便不由心中哀痛，有了一種“我有疑問可問誰”的荒漠。是以，對于很多人來說，程教員的離世，是掉往了一位睿智的師者、寬厚的長者，但于我而言，除此之外，仍是一位熱情而嚴謹的文章把關人遠往了。
（作者：趙勇，系北京師范年夜學文學院傳授。本邦畿片由作者及程正平易近之子、中國社會迷信院文學所研討員程凱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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