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古典文學 桐城派
郭麐（1767—1831），字祥伯，號頻伽，江蘇吳江人，“應省試，及一應京兆試，輒不遇；三十后，遂盡意舉業，專力于詩古文詞”。其詩詞備受時賢稱讚，在古人所著各類專題文學史中也均占有一席之地。對于本身的古文，郭麐自視甚高，曾有“然不克不及守一師長教師之說以自附于作者。何也？亦曰雜罷了矣” 的夫子自道，表現出解脫先哲時哲藩籬的巨大理想。但是，無論在他生前仍是身后，其古文的現實反應和位置均下于詩詞遠甚。個華夏因當然紛歧而足，但應該與他跟時風眾勢特殊是桐城派的分合存在很年夜水平的聯繫關係。作為姚鼐的及門門生，郭麐雖熟諳桐城家法，卻并不自覺跟隨或一味擁護，在姚氏門生群體中具有光鮮的另類顏色。在勾稽其成學淵源的基本上，梳理郭麐文法實際與文章寫尷尬刁難桐城派的繼續與背叛，既無益于周全熟悉其文章學的特點和成績，也可據此蠡測嘉道文壇的多元流風和復雜面相。
一、郭麐的家教與師承
郭麐少小時接收乃父領導，弱冠之后則先后凝聽袁枚和姚鼐的教導。在家教和師承等多重氣力的陶冶下，他不單確立了偏好詞翰的為學取向，並且慢慢構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學思惟。
眾所周知，在器重科舉的文明氣氛中，無論是書院講授仍是家庭外部晚輩對後輩的誨導，均以時文寫作為主導，甚或完整排擠近于純文學的詩歌與古文。郭麐之父郭元灝則較為開通，在講解時文之外，又不忘對兒子停止文學發蒙。關于父子授讀的場景，郭麐在詩中有繪聲繪色的刻畫：“憶年七歲時，吾父課吾讀。古詩十九首，首首俱手錄。傍及《文選》中，鮑謝潘張陸。深夜一燈紅，上口喜輒熟。吾父謂娘言，此豈宿根耶？何故五經文，日誦猶聱牙？”由此可見，《文選》既是郭麐初步貫通文學之美的載體，也先進為主地影響了其審美情味；而在父親的引領下，郭麐卓犖的文學稟賦也得以逐步浮現。當然，郭元灝并未是以而下降請求，“所課讀缺乏程，所為詩文錯誤，輒令跪，不聽進內，或整天不與食”。在他的嚴苛管束下，郭麐在少年時不單能“略誦五經文字，下筆能為今所謂時文者”，並且文學素養也超出平輩：“與之言漢魏以下古今詩人姓名，告之且不信，見病如怪平易近異物。”這種被世人孤立的情況，恰好折射出郭麐常識構造的多元尤其是文學素養的日趨深摯。
郭麐的文學才幹離不開其父親的發明與培育，其思惟學術偏向也為后者所潛移默化。郭元灝為學旁涉多門，又苦守“以宋儒為宗”的態度；當漢宋之爭甚囂塵上且漢學占據優勢之際，他旗號光鮮地保護宋學，并且警告郭麐：“學認為己也，不求之身心生命之間，而以博涉相尚，言詞相取勝，認為異于俗學，則亦漢唐之俗學罷了。”郭麐后來屢屢指斥漢學，緣由當然多端，但乃父無疑飾演了帶路人腳色。乾隆五十一年（1786）郭元灝往世，照顧家庭的重任落到宗子郭麐身上。郭氏自“十七八以謀食出游”，棲棲風塵，備受奔走之苦，亦得以跟隨先輩，凝聽教導，從而坦蕩眼界，增益見聞。
郭麐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和乾隆五十四年（1789）先后問學于袁枚和姚鼐，受二者浸潤匪淺。在清代詩歌史和詩學批駁史中，郭麐普通被視聚會場地為性靈詩學的后勁。現實上，郭麐對袁枚的文章學也深表昂首。初度拜會袁枚時，他就獲贈袁氏選集，在瀏覽后極表嘆服：“昨得師長教師選集讀，后朝至夜眼昏花。非仙非鬼竟何物，不古不今成一家。漫道文章元小伎，可知岔路有三叉。瓣噴鼻合下涪翁拜，這樣夕陽好暮霞。”欲罷難能之狀與欽慕之情呼之欲出，表現出對袁氏詩文“不古不今”特點的由衷敬慕和殷殷趨從之意。在與袁枚過從時代，郭麐目擊了袁氏的唸書之勤：“插架之書無不丹黃一過。”而給他印象最為深入的，則是袁枚對《文選》和《唐文粹》的特別研讀：“《文選》《唐文粹》尤所服習，朱墨圍無慮數十遍，其專心這般。”袁枚對兩書的推許，與其標舉六朝駢文和唐文的典范不雅念互為表里，又不期但是與郭麐早年所受教誨相通，應該進一個步驟晉陞并穩固了后者對《文選》的好尚。需求指出，當袁枚往世后，其門生中不乏翻臉相向者；面臨如許的言論氣氛，郭氏明白以“隨園師長教師以詩古文雄一代”作為其蓋棺定論，并對鞭撻袁氏的風尚示以不屑：“身后群兒爭撼樹，昔時老筆自生花。”由此可見，郭麐對袁枚的敬佩持之以恆，二者文章之學的承傳，于此亦瓜熟蒂落。
在袁枚之外，郭麐又親承姚鼐音旨，並且頗受乃師重視。郭麐在袁枚居所與姚鼐萍水相逢后，旋即作詩以呈對方，詩中有曰：“以身坐庸流，臨老翻哀痛。嗚呼豈無成，初愿本未嘗。……嵇首歐冶子，成績百煉鋼。”具道小我志向以及渴望獲得誨導的熱切。終極他如愿以償，拜進姚氏門下。姚鼐對郭麐竭盡心力，栽培化育，同時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予以垂問咨詢人。在郭氏科考掉利后，姚鼐推舉他進進友人汪志伊幕府，稱道其“文藝、詩篇、書法皆佳”，賞愛之意不難想見。應該說，姚、郭師生相處融洽，情感深摯。姚鼐對門生等待匪淺，這從郭氏“傳衣舊事明明在，筑室私心耿耿孤”的轉述中足見一斑；而郭麐對乃師亦有發自肺腑的感謝，對于追隨姚氏受學的經過的事況，他時有飽蘸密意的追想。作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懷惜抱夫子》有云：“最憶姚夫子，寥寥千載心。文章今世少，風雪一燈深。”嘉慶二十年（1815），當聞說姚氏往世的新聞后，郭麐不由“涕下沾襟”。以師生間的深摯情誼為基本，郭麐得以深入體悟并掌握姚鼐辭章之學的精華。在追隨姚鼐受學時代，郭麐親熱地感觸感染到乃師論文衡藝的目光之高與往取之嚴：“桐城惜抱翁，持論少允許。不獨詩古文，字畫不少假。”與此同時，姚氏還以“文章之事，后出者勝”之語勖勉包含郭麐在內的諸門生，此中也包含了對于首創性的誇大和觀賞，自當鼓舞后者冥心摸索，也為其解脫桐城家法的約束埋下了伏筆。
經由過程轉益多師，郭麐接觸到分歧的思惟學術偏向、審美情味和文章創作不雅念。袁枚與姚鼐均對蔚然風行的漢學風尚持有譏議，又都器重辭章之學的自力性；前者對漢學與宋學俱有不滿，論文則心儀魏晉六朝文和唐文；后者奉程朱理學為圭臬，對宋文最為愛慕。對于這些異同，郭麐應該有深刻感知。當其接收二者啟牖之際，也逐步明白了不為門戶之見所拘的最基礎態度。乾隆六十年（1795），接近而立的郭氏擲地有聲地收回豪言：“詩文在人心，彼我各一是。……古人所馳騖，我或不屑意。或為我所欣，與世不相類。以識堅此心，以學壯其氣。此時即已然，安見不成至？”對本身的文學遠景做了悲觀瞻望，并計劃了告竣目的的詳細途徑，浮現出戛戛獨造的立異精力。在為一己文集命名時，他武斷摒棄了“集”“文稿”與“文集”等通行稱號，而徑直以“雜著”名之，展示出不為通例與習見所樊籠的意趣，也與上文所引其“雜罷了矣”的自述若合符契。
二、郭麐文法實際與創作實行的尚“雜”偏向
郭麐鞭撻考證學風及其對辭章的鄙棄態度，鼎力掘發“文”的自足性和高尚位置。在師法典范的拔取上，他既標舉《文選》，又推重唐文特殊是柳宗元和晚唐諸家之作，對宋文則時有非議。其自作收支《騷》《選》，怨怒不服之氣充滿筆端，培養了沉郁奇肆的文風。
乾嘉時期，在江南和京師地域尤為風行的考證學風，給辭章之學帶來了極年夜沖擊，正如凌廷堪所謂：“近日學者風氣，多留意經學，于辭章則賤視之。”而袁枚和姚鼐等人則起而辯論，認為近于1對1教學純文學的詩文謀取保存和成長空間。受小我稟賦、家教和師承的陶冶，郭麐心坎的天平傾向于辭章，屢屢吐露出對考證學風的不滿：“世儒競漢學，馬鄭可接席。詁訓文字間，于治有何益？”“通經固足用，曲學良可嘆。諒哉班生語，利祿之路然。”或諷刺漢學無補于世，或視其為阿世“曲學”，并因循班固鞭撻經生之語，將其昌隆緣由回結為士人對“利祿”的貪心，難免尖刻。實在，郭麐并非完整排擠漢學，並且對考證手腕也不生疏，他所規戒的重要是漢學家微薄辭章的學術偏向。嘉慶三年（1798），他與臧庸瞭解，並且對其《漢書音義》表示出“頗愛護之”的立場，“復手自繕錄，為校勘一二”，獲得了對方的首肯與器重。在送別臧庸之際，他以漢代的賈誼、董仲舒、劉向與揚雄“皆深明于經術，而爆發于文章”為例，說明考證和詞翰異流同源，完整可以兼于一身。同文中，他遵守姚鼐以義理統合考證和詞翰的態度，指出“文章、考據皆必本于義理，之二者或各有所主，要以相濟，而不成以相傷”。斟酌到臧氏的漢學根柢，郭氏此論貌似中庸之道，但旨趣地點，仍是改正考證家對辭章之士的鄙棄。在郭麐看來，辭章之學不單關乎思惟學術的傳承，並且具有經世致用的價值，所謂“詩文道所載，亦系時盛衰”；如就文章寫作與儒家經典的關系而論，他倡言“士必通經，其精為文；安有馬、鄭，蔑棄淵、云”。既然“文”是主體經學素養的升華，則辭章之士的層級亦當在漢學家之上。
郭麐認可文章的載道效能和社會效應，但又誇大它們的施展和完成離不開對文學特質的充足尊敬。易言之，“文”的自力自足位置在其文法實際系統中獲得了充足保證。他說：“唐人因文見道，元結、皮日休、羅隱之流，各自為書而務文之工。宋之儒者，又專談性道，號為語錄，辭之不修，則言之不立，使人厭倦而不欲終卷。”經由過程提醒唐宋文分歧的審美後果，誇大修辭才是立言的重要原因。上述不雅念，從袁枚和姚鼐的文法實際中都可以找到泉源。不外，比袁枚和姚鼐更進一個步驟，郭麐繼續并施展了《文選》的文學不雅念，判斷“為文之體，當自漢始”；由此，關于師法典范的拔取，他旗號光鮮地否決“必探源于六經，又必縱橫收支于諸子百家”的陳述：
辟之宮室，上古巢木居野，猶之結繩也；后世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猶之典謨大雅也；黃帝蒿宮、堯舜茅茨土階，后之帝王無論矣；百姓少能潤屋者，其能依而為之歟？然則營宮殿者，必以未央、建章為凖，而不用求工倕之遺矩；奠居室者，必以新豐、長安為式，而不用溯營窟橧樔之舊俗。世附近，則法制可得而推也。
以日常生涯中衡宇建筑款式的創新為喻，闡明取法六經和諸子百家流于空洞而難實在用。為了改正這一偏頗，他主意“當自《文選》以下，從源尋流，由近及遠”，試圖為融會駢散確立實際條件。
嘉道年間，宗尚散體者如桐城派，推重唐宋文，奉韓、歐為圭臬；力主駢體者如阮元等，則標舉魏晉六朝文，以《文選》作為繩尺。兩者幾于水火難容。依照姚椿的察看，阮元“與惜翁論學與文不相得，迨暮年頗知非謬，稍欲協調兩家說，然其意護前，終不克不及自克”。而郭麐則對二者皆有往取，力求廢除門戶之見。
桐城派私密空間特殊是方苞和姚鼐對駢文持有抵拒心態，方苞秉承雅潔準繩，以為古文應該摒棄“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姚鼐在《古文辭類纂》中采擇魏晉六朝文10篇，較方氏為開放，但對于凌廷堪“以《文選》為文家之正直”的不雅點，仍目為“好笑這般”。與方、姚判然不同，郭麐對《文選》極為推重，已見上述。此外，他還經由過程對古文概念的發明性闡釋以打破駢散壁壘：“全國有文，而無所謂古文。凡言之屬，出于心而書于手者，皆文也。古者，對今而言，必是乎古則非乎今乎？唐虞三代，古矣；漢魏亦古，六朝亦古，唐宋元明亦皆古。”經由過程拓展“文”的內在和內涵，以耗費文章體式與朝代的差別，進而到達兼容駢散的目標。郭麐還專門分析唐代文人對六朝文的鑒戒說：“深摯莫如昌黎，沉摯莫如子厚，奇崛莫如持正，……不時猶用六朝人文法文句。”試圖進一個步驟打消古文陣營對駢文的成見。
與桐城派針鋒絕對，漢學家如阮元對“文”之概念的由來做了細致考辨。阮氏《白話說》雖未指名道姓，但暗自將前者看成靶心，以為其“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誇大唯有講求“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者，方可稱文，而晚世風行的古文之說最基礎缺乏為訓。郭麐的文章不雅念與阮元雖有近似之處，但他最心儀唐文，既器重其與駢體相通的一面，又不脫散體本位，對后者的極端偏向異樣組成反撥。
在對唐宋文的權衡中，郭麐揚唐絀宋，又對柳宗元和晚唐諸家最為愛慕。自明代中后期以迄清代中期，唐宋八家文的位置全體上浮現出走高態勢。就桐城派而論，方苞和姚鼐等人雖倡揚韓、歐，但實則遠效歐、曾，近法回有光，領導了一時風尚。郭麐對其缺點不無微詞：“嘗病近人之文，太流平易，思以唐人矯之。”為了從泉源上改正“平易”之弊，他多次表揚唐文而抬高宋文：
三唐猶見舊範圍，樹骨仍先麗藻展。文柄若同持國例，須知變法是歐蘇。
唐人之文類皆深博無涯涘，或為瑣悉細碎之文，頗極端古；……宋人之詩乃如唐人之文；至為文，則又立間架以自負，刪駁雜以取潔，往唐人醇古之氣遠矣。
以“麗藻”為基干、“駁雜”為特質的唐文，被他當成富有“醇古之氣”的標桿；而以歐陽修和蘇軾為代表的宋文，雖能建立“間架”，卻與唐人成法漸行漸遠，缺乏以成為師法典范。而詳細到唐代分歧時段的文人和文章，郭麐亦自有取舍。
韓柳固然并稱，但就對清代文章的影響而論，柳宗元下于韓愈遠甚，甚至不及宋代諸人。早在清初，田雯就洞察到時人“然于八家中，斷不學柳，直學歐、曾”的景象，蓋從歐、曾文中可以琢磨出固定套路，“以前后輝映為篇法，以簡少妥當為盡美盡善”，有利于時文寫作，而柳宗元文則缺少此類功能。降至清代中期，這一情況并未改不雅。方苞極端排擠柳宗元文，在他看來，柳文“本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取法對象混亂無章，招致了其文章體式和文句的嚴重缺點：“所作效古而自汩其體者，引喻凡猥者，辭繁而蕪，句佻且稚者，記、序、書、說、雜文皆有之，不獨碑、志仍六朝、初唐余習也。”與方苞比擬，姚鼐對柳文的立場較為開放，但仍無限度。他在《古文辭類纂》中選進韓文128篇，而柳文僅有36篇，二者孰輕孰重，一目了然。這在相當長時代內影響到桐城后學對柳文的見解。與方、姚的取向迥然分歧，郭麐對“論者多申韓而絀柳”的風尚表示出逆反心態。起首，他誇大柳文法式井然，合適作為初學者的門路：“早識為文之門戶者，柳子也。……其少時所作，具著于篇，有六朝唐初作風；遵此以進，無浮易、淺弱、迂繆、冗長之病。其碑版最為近古。”這與方苞所論，恰如針尖之與麥芒。其次，身為冷士階級的郭麐，對柳氏抑郁不服的文心深抱知音之感。好比針對宋人葉夢得之于柳氏《罵尸蟲文》的非議，他不單積極為之擺脫，並且借機再度申說唐文勝于宋文：“前人托物寄意，以吐其胸中所欲言，初不瞻前顧后，慮人以常理繩其后，而必擇于粹然之正也。……不雅此亦足以知唐賢之往宋遠盡。”綜合上引可見，郭麐對柳文的推薦涵蓋了其情勢與內在的事務，可謂八面玲瓏。
除了對柳文極表昂首外，郭麐對于歷來少為人重的晚唐文亦有佳評。作為衰世文人人格和感情世界的浮現，晚唐文與姚鼐所倡導的平庸文風相往不成以道里計，也罕為桐城諸老齒及。但是，持久游走四方且又備受俯仰由人之苦的郭麐，出于心情的類似，對晚唐諸家文屢有表揚。嘉慶十七年（1812），他在船中瀏覽《唐文粹》后感而作詩，此中觸及晚唐文人及文風：“淒涼噍殺異前聞，羅（隱）陸（龜蒙）司空（圖）殿一軍。解識《離騷》爭日月，固應不廢晚唐文。”指出晚唐文中的“淒涼噍殺”之音源于創作主體光亮俊偉的人格，與《離騷》一脈相承，因此不容否認。在他看來，孫樵、劉軻、陸龜蒙與羅隱等人，“皆一時豪杰之士”，因此不成“以小家輕之”；對諸人在文中所寄寓的悲憤感情及大方豪邁的文風，郭麐深表同情之懂得：“其憫時憤世，勃郁奮怒，發而為希奇瑰環、偏宕傲僻之辭，乃亦當時使然。”他又稱讚劉蛻和孫樵所作：“戛戛獨造，其宏闊深遠，汪洋涵渟，后人千萬不及。即其奇譎怪偉，亦皆自胸臆間噴薄而發，何嘗搜求隱僻，剝割字舞蹈教室面，如瘦詞切口之為耶？”
郭麐超出駢散之爭的文法實際，也詳細而微地表現在小我創作實行中。他曾提醒柳宗元文的淵源：“子厚以妃青儷白為恥，而《晉問》《天對》，收支《騷》《選》未可疑。”此中的“收支《騷》《選》”之語，也可以移作自評。郭麐將“《騷》”心與“《選》”詞融為一體，培養了奇特的文風。如前文所述，郭氏本為冷士，日常生涯時常處于睏倦狀況，他曾以“后世嗟風騷，及身足冷餓”歸納綜合友人彭兆蓀的遭際，這何嘗不是他本身的寫照呢？同時，郭麐豪宕不羈的特性以及“進世太崖岸”的處世方法，固然獲得了一二好友的懂得與認肯，卻不容于世俗，正如其自謂：“妄譽瑜伽教室有之，叢謗亦集加，以口有冰稜，身無規檢，自一二相知外，鮮不認為怪平易近異物者。”這與其科考掉意的暗影疊加在一路，不成防止地使其心情時常處于消沉狀況。這同心專心理周全地反應在其各體文學創作中。阮元曾以“自抒其情與事，……不屑屑求肖于門戶，殆深于《騷》者乎”來論定郭氏詩作，實則其文章也不破例。其序文如《送霽青吉人進都序》《鄭瘦山詩序》，祭文如《祭袁徵君文》《祭陳曼生文》《祭尤二娛文》等，感喟友人沉溺不遇的遭際，也寄寓了本身的一腔侘傺，凄涼怨慕，亦可謂“深于《騷》者”。
與對《文選》的心儀互為表里，郭麐在文章寫作中不時攙雜駢體，力求將駢散熔為一爐，如《江亭錄別圖后序》《江聽噴鼻詩引》《復屠孟昭書》等文均為顯證。今舉《復屠孟昭書》為例：“所自訟者，英氣未除，綺席弗避；假粉黛以銷憂，托狹斜而自污。良以要無半通，命蹇一第；賦性牢愁，沉疴結塞。往往千里舂糧，只身孤寄；詩酒之外，無以自娛。假又以禮制相繩，瞀淫為戒；必發為狂疾，甚則夭其天算。人各有心，未易相譏議也。”駢散句式瓜代應用，並且分布參差有致，活機動現地描摹出主體傲兀不群的性格。別的，郭麐遣詞用字不避詰屈，讀來難免晦澀。郭麐曾稱道皇甫湜和尹洙：“韓稱持正歐師魯，奇肆矜嚴各一家。”而他的文章則更接近于“奇肆”。關于這一點，其好友朱春生曾有中肯的歸納綜合：“力避凡近，獨追古初，……甚而或詰屈如《盤誥》，晦澀如劉復愚、樊繼述之作。”固然朱氏意在提示時人，郭氏集中“亦時有和藹可掬，情深文明之作”，但現實倒是“特世所推服頻伽者，則在彼不在此耳”，從背面折射出其文風的主導。
三、郭麐對桐城流風的抵拒及其被邊沿化的終局
當嘉道年間桐城流風慢慢分散之際，作為姚鼐的進室門生，郭麐不只出席了一眾同門宣傳桐城文章的年夜獨唱，還公然對“義法”說的公道性提出質疑，又表揚那些別出心裁的文家如張惠言和汪中等人。與此響應，他在文壇特殊是姚氏門生群體中頗為孤立，也直接招致了本身文章學在那時隱而不彰的終局。
師生紐帶是士人社交收集中的主要一環。借助乃師的吹噓和垂問咨詢人，先生可以收近水樓臺之便；反過去，當后者功成名就，往往也會積極塑造乃師的光環。姚鼐與其門生可謂彼此成績的典范，他對門下諸生多有品題和延譽，而后者則在姚氏生前，就邁出了為桐城文章特殊是乃師加冕的程序。早在《劉年夜櫆師長教師八十壽序》等文中，姚鼐即有興趣將桐城文章建立為今世正統，并在《古文辭類纂》中將方苞、劉年夜櫆與唐宋八家和回有光相勾連，建構古今文章的譜系。但是，對于本身在譜系中的位置，姚氏卻不便明言。可以想象，假如出自自己之口，不免有自我標榜之嫌，也有損其符合法規性和合法性。轉變這一“猶抱琵琶半遮面”狀況的，是其門生特殊是陳用光與鮑桂星等人。嘉慶五年（1800）十仲春，當姚鼐七十誕辰之際，門生陳用光作壽序以賀；文中歷數“足當不朽之目”的明清文家，在回有光之后，“方看溪、劉海峰相繼而興”，繼起的姚鼐則包含眾美，且后來居上：“看溪理勝于辭，海峰辭勝于理，若師長教師理與辭兼勝，以視震川，猶有過焉。”十年之后，鮑桂星在慶祝姚氏八十誕辰的詩中，比擬姚氏與方、劉成就的高下說：“浮山四面環年夜江，七十二峰奇少雙。猗姚師長教師稟靈秀，健筆遂使方（自注：看溪師長教師）劉（自注：海峰師長教師）降。”既從全體上稱讚桐城文人，又非分特別凸起姚鼐的不世成績。嘉慶二十年（1815）姚鼐往世后，陳用光連同姚瑩、管劃一人，攜手掀起了為桐城文章造勢的飛騰。陳氏《姚師長教師行狀》有云：“自康熙年間方侍郎以經學古文名全國，同邑劉海峰繼之，全國言古文者咸稱桐城矣。”文中對姚鼐位置的界定尤為濃墨重彩：“咸認為詞邁于看溪，而理深于海峰。蓋全國之公言，非從游者阿好之私言也。”這番論定，在姚瑩的《朝議年夜夫刑部郎中加四品銜從祖惜抱師長教師行狀》與管同的《公祭姚姬傳師長教師文》《重刻古文辭類纂序》等文中獲得了周全照應。
但是，對于同門的這些談吐及其所表示出的態度，郭麐卻顯明流露出疏離之態。道光二年（1822），受姚鼐之子姚景衡的請托，郭麐為乃師寫作墓志銘。依據文末“但以私所識者著于篇，亦盍各之義云爾”的自道，在動筆之前，郭麐已聞曉陳用光等人文章的內在的事務。對照兩邊所作，其間存在顯明張力。起首，與陳用光等人對姚鼐思惟學術和文學批駁及創作成績的襯著有異，郭麐盡口不提桐城派文章的成就，而側重表揚姚鼐“一以朱子為指回”的學術蘄向，誇大“其于文雅世道保持之功，不成謂不偉矣”，對其詩論和文論一概付諸闕如。其次，分歧于陳用光等對師生密切關系的描摹，在墓志銘的后半部門，郭麐對本身與姚鼐關系的交待頗為守舊：“麐唸書金陵，侍函丈者一年，時方應試，不暇及學問之事。師長教師顧以雋才見目，屬看有異于凡。及麐少知自奮，往師長教師已遠，微言奧義，莫得窺尋，此則畢生之恨已。”暗示本身受姚鼐感染頗淺。
郭麐跟隨姚鼐的時光固然無限，但是，兩人此后不單數度會晤，並且還有書牘往來，郭氏曾向陳用光道及本身躲有姚氏函件十余封，此中應該有不少關乎學術與辭章的內在的事務，足見師生互動的頻仍。別的，郭麐對姚鼐的古文成就稱道不已。嘉慶二十三年（1817），他在為王芑孫所作挽詩中，起首論及姚鼐在文壇的高尚位置：“文章道弊久，后明天將來莽鹵。國內古文詞，寥寥指可數。吾師惜抱翁，自力相扶樹。”道光四年（1824）其持續作《船中讀惜抱軒集》《寄春木寶應》兩詩，后詩有云：“先輩典範殊未沫，后來滄海恐橫流。欲從姚合論斯事，怊悵江淮不系船。”面臨“滄海欲橫流”的近況，等待與對方攜手發揚乃師之學，足見郭氏對姚鼐的崇拜與感念。再聯合其“吾師姚姬傳師長教師以古文擅國內，詩亦兼備眾長”一類贊詞來看，郭麐說本身未能貫通到姚鼐學問的精微之處，似與現實不盡相符。就在同年，郭麐專門將所作乃師墓志銘寄與陳用光，並且說：“知執事已有撰述，重違其意，作一首存稿中。前人多有此例，今錄本奉正，希有以教之。”公然表白了與對方態度的不合。由此來看，他在文中的某些表述，似乎是針對同門過度聲張姚氏與桐城文章之舉而有興趣做出的回應。
陳用光等人對桐城派文章熱忱瀰漫的推薦，表現出唯我獨尊的偏向，而郭麐則積極廢除門戶之見，其所批評的對象甚至包含了桐城派的領袖人物。嘉慶二十四年（1819），在與駢文名家彭兆蓀的唱酬中，他以“徒見蠻觸場，日作鄒魯哄”的抽像比方，表達出否決駢散之爭的基礎態度。道光三年（1823），郭麐直抒己見地責備方苞的“義法”說：“自桐城方氏創之，后之為文者認為金科玉條，而前人淳古之意微矣。”對方、姚的跟隨者而言，此論簡直同等于釜底抽薪。同時，對于“以漢儒為宗主，詁訓為博雅”的風尚，郭麐亦有指責：“特古今言語既有分歧，文字訓詁亦各有宜適。所貴文章之士者，在通其變而當其可，發皇開辟，以明理道罷了。紛紛門戶，缺乏置論也。”而對于那些不拘泥于門戶的文家，郭麐往往不惜贊詞，好比論及跟桐城派關系甚深的張惠言，他雖不滿其對韓愈文的摹擬，但依然夸獎“其人能自建立之人，其文能自建立之文也”；再如對于駢文健將汪中，他也有“深博雅健，無訓故窒塞、流俗拘墟之陋”的好評。其對地區文明傳統的比擬和吹噓，也異樣以此為基礎安身點：“越州先輩文章學術，與武林諸正人時有異同，然其能自見者，必挺拔獨行者也。”
在嘉道年間文壇門戶已然成型的佈景下，郭麐卻標舉“能自建立”和“挺拔獨行”的學風與文風，無疑表現出糾偏姿勢，注定了他難以獲得兩邊的真心承認與採取。姚鼐生前已留意到郭麐文章旁逸斜出的偏向，對時人“頻伽古文不及雒君（注：胡虔）體正”的見解，他目為“不謬”，郭氏與桐城家法之分疆即此可見。不外，郭麐對中晚唐文的高度推重，仍表現出崇尚散體的審美興趣，天然得不到駢文圈子的認同。阮元對郭麐古文有“雅潔奧麗，有前人法式”的歸納綜合，語氣頗為冷漠。就與同門的關系而論，除了陳用光、鮑桂星和姚椿等寥寥數人外，郭麐與別人罕有往來。而即使是同門對他的評價，字里行間也頗有保存。好比陳用光曾應邀為郭麐文集作序，文章開篇論述他們配合從姚鼐和袁枚受業的淵源，繼之若無其事地址明郭麐古文成績不及詩歌的現實：“然余于詩文皆無所成績，其無愧于頻伽負詩名，而能自成其體于簡齋之外者多矣。”論及郭氏文章，陳氏將其與并時名家作比擬說：“近人言古文者，秦小峴、王惕甫、惲子居、張皋聞、吳山子諸君，皆各成專集。頻伽唸書多，取材博，造意遣詞，蔚然成采。其家數雖殊于秦、王諸正人，而其集固可與俱傳，蓋正集、續集皆足以供學士年夜夫之采擇也。余與之同愧為未能副姬傳師長教師之希冀者。”陳文所開列諸人，秦瀛和王芑孫都對方、姚深致敬慕，而惲敬和張惠言與劉年夜櫆亦淵源頗深；這里陳氏決心拈出郭氏古文“家數”與諸人有異，似為年齡筆法。將此論與他對管同、劉開和梅曾亮等人的贊譽比擬較，更能看出此中隱約折射出對郭麐的不滿，儼然已將其消除于桐城派譜系之外。所以這般，既與郭麐文法實際和創作偏離了桐城家法有關，也與郭麐對當時形塑姚鼐飛騰表示出的冷漠姿勢有關。
當諸多同門齊心凝練桐城文章及其文章批駁的特質，協力宣傳桐城文人尤其是乃師的不世成就之時，郭麐對這些揚旌樹幟之舉卻不無淡薄，甚至唱起了反調。當然，他也并未倒向對峙的駢文陣營。由此，其文章學的成績也無可防止地遭到兩邊有興趣或有意的掩蔽甚至褒揚。但對古人而言，挖掘并提醒像郭麐那樣散布于門戶之外的文人群體及其文章學的意涵，傾聽那些在汗青時空中沉溺墮落已久的高音，進而為之做出恰到好處的定位，不單是周全梳理桐城文法實際與文章創作演化的應有之義，也是深度復原清代中后期文壇復雜面相的需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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