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未名社遭查封，李霽野、臺靜農、韋叢蕪一同被捕，只要韋素園因身在西山幸免于難。此后兩年間，此次長達50天的監獄經歷成了未名社文學運動的一個核心，最具代表性的是臺靜農的小說集《建塔者》。柳冬嫵的《反動產生時的反動文學——臺靜農〈建塔者及其它〉與1927年的北京反動》1具體索隱了《建塔者》中情節人物的本領，此外，學界對30年月2未名社與地下黨的關系也已有了相當的清楚。凡此各種都顯示著，與魯迅所謂“寧愿作為無名的土壤，來栽植奇花和喬木”3極為分歧，未名社實則與保守反動有著多方面的聯絡接觸。
但異樣必需認可，無論在南邊仍是南方，30年月的未名社人都沒有成為所謂“反動文學”的作者。另一方面，就個人工作選擇和文學興趣而言，未名社與此時代的京派作家也確切有著更多的形似之處。可以說，在由學院派和保守青年配合組成的30年月北平，未名社人有著某種條約數式的暗昧。正如臺靜農平生的寫作，一面是《建塔者》如許由監獄、流亡甚至勞工暴亂題材組成的小說集，一面則是從《地之子》一向連續到《龍坡雜文》的寫作：飽經憂患，並且不欲明言。也正如未名社人的政治選擇，一面是多次受地下黨纏累進獄，一面卻從未在反動文學刊物上頒發過作品。透過30年月文學與反動二分法的棱鏡看往，未名社的偏向常有忽左忽右之感。
要懂得這一狀況，必需回到年夜反動前后未名社的寫作語境。20年月的未名社顯示著后五四北京文學青年與反動者混居的普通狀態，而其在年夜反動掉敗后的際遇，則顯示著反動不再能夠之際，這些青年能夠選擇如何的政治生涯與文先生活。假如認識到30年月是中國反動現實上遭受絕後波折的十年，那么未名社的選擇至多與右翼作家有著劃一的價效。假如后者可以視為“成功的歌者”，前者則無妨稱作“戰勝的先知”。
一、“地上的世界”和“往星中”：年夜反動前的未名社
直到各自前去北京、會聚于沙岸一帶時，未名社人才顯示出典范的“文學青年”的特質，在此之前，他們對“社會改革”的愛好似乎遠跨越文學。韋素園的蒙學時期就有過剪發、損壞泥塑這類經典的“反封建”業績，到分開霍邱進進中間城市的高校時，韋瓜熟蒂落成為本地學潮中的運動分子。自此以下，韋在安慶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很快又赴上海內國語學社進修——這是一個以外語進修欲蓋彌彰的留蘇準備黌舍。其后不久，韋即與曹靖華、蔣光慈等一道北上，成為莫斯科西方年夜學的學員。4
盡管在莫斯科只逗留了缺乏一年，1922年回國時韋素園的詩文已是實足的“反動志士”聲口：
他們的不受拘束花；/是馬克斯主義的結果/是克魯泡特金學說的抽芽。/……我們同道啊：陳東的痛哭流涕是無用了，/一彈勝卻萬萬的張良相，新華門也是博浪涉，/年夜流血，年夜開花……5
此詩對十月反動顯然懷著無保存的好感，文辭卻很難說合適此時口語詩的“詩教”，倒不如說還是詩界反動的余響。
追隨韋素園，李霽野和韋叢蕪在安慶也正式開端了“新青年”的生涯，包含辦報紙、餐與加入學運、否決軍閥。現存兩人最早的手札是寫給胡適的，信中先容了霍邱同親所辦副刊《微光》的宗旨：“用‘舊瓶裝新酒’的方法，實地戰爭平易近接觸，使他們的思惟垂垂改變，不知不覺漸進正軌，起社會思惟之年夜反動。”據稱其宣揚是“像教徒們的布道一樣”。6這年夜體是字面意義上的，即在陌頭以派發傳單的方法贈予報紙，年夜約內在的事務是否決舊禮教一類。7李霽野此時也在為婚戀題目憂?，并在早前“寫了生平第一首詩”——一首五言古詩，以“無計破樊籠，何處覓蓬萊”開頭。8
可以說，無論反舊禮教或反軍閥、反帝，在未名社人置身其間的“五四空氣”中，這類政治或倫理議題都并未與新文學產生若何親密的聯絡接觸，兩者只是并置于新青年這一群體的日常生涯中，缺少內涵的邏輯聯繫關係。
這種狀態在這群霍邱青年重聚北京后，產生了急劇的、簡直難以說明的變更。指向窮鄉僻壤的“社會改革”忽然消散了，“覓蓬萊”的愿看卻隨之收縮起來，但是同時，其語體體裁脫卻了晚清文學的遺蛻，一轉便徹底新文學化了。
此時的李霽野在魯迅記憶中是“頭發和胡子十足長得要命的青年”9，其作于1924年間的小說《反動者》顯示了此地作為“新蓬萊”的情致：
……唸書為的是忘卻日間的實際和尋覓夜間的幻境吧。
雪后的傍晚，屋里一時不至暗黑，所以我也不會點燈，只坐在骨牌凳上支著頭空想，兩眼注視著床里墻板上釘著的愛羅先珂的綠色肖像……心里只郁積著一些無名的感傷，只覺得一些難言的寂寞。10
盡管《反動者》產生的地址設置在“A城”，但以上所引顯然已不是致信胡當令的《微光》編纂會有的心情。作為旨在押離實際、向虛空蔓衍的空想，新文學一面顯影為“愛羅先珂的綠色肖像”，一面化作難以掌握的“感傷”“寂寞”，空氣般漂浮在“雪后的傍晚”。
韋素園的改變能夠更為突兀，從他為《先生雜志》寫的一份關于莫斯科休息年夜學的報道看，他們在莫斯科所學的除俄語課外，僅有經濟學和俄國反動史，藏書樓里的書似乎也不觸及文學作品。11但到韋回國時，據稱，他曾經有志于“以研討先容俄羅斯古典文學和蘇俄文學為畢生工作”12。而現實上，到結核病發往西山療養時為止，韋素園譯介的既不是“俄羅斯古典文學”也不是“蘇俄文學”，而是居于兩者之間的白銀時期：“疇前棲息‘自我’的‘花窗的樓’，到此刻曾經釀成了山洞，墳場，葬棺，圈套。”13對這種新愛好韋素園本身也覺得牴觸，他到北京后不久便接觸過蘇聯的將來派詩人，很能夠也直接地瀏覽過更換新的資料近的無產階層文學，但是他表現本身只能對此產生感性上的認同，在中國他無法回復復興這些文本供給的美學實感。14
凡是的見解中，20年月青年與政治的關系可以說是由分別走向聯合，但在未名，情形倒像是反過去。未名社成員中，除留蘇因病、因事回國的韋素園和曹靖華，其余三人北上或多或少都與因學運而掉學有關。15當女師年夜風潮中劉百昭率眾毆打先生時，臺靜農提到此類令北京學界震撼的事，實在“是極端平常而罕見的”16。相較于安徽或長沙，北京似乎確切還是較優待先生的“首善之區”。17假如這般，前去北京，當然可說是“尋求光亮”，但也無妨說是“逃離暗中”。王凡西便曾指出，此時的北京與其說是新文明進步的前鋒，不如說是新文明萎縮最后的碉堡。18
恰是在這種萎縮中，北京的新文學顯示出了某種怪異、“變態”19的吸引力。在北京以外，宏大的社會變更與現實斗爭正在停止，而在北京，一切政治的、非政治的議題，都被轉化進新文學外部：“人們以無窮愛好留意著繚繞于文藝與私事的暗鬥，卻在這些下面分清著新和舊，進步和發展，非正統和正統，反動和守舊。”20
李霽野描寫了這一時代未名社人沉醉于社務的體驗：“校訂，發賣，扎包，郵寄，都是我們本身脫手，我們感到樣樣事都是高興的任務。”21回想未嘗不是現實，但從未名社此時留下的文字看，未名社此時的工作更像是激烈但無謂的耗費：“一當真，便不難趨于劇烈，發揚則送失落本身的命，沉寂著，又嚙碎了本身的心。”22這一時代未名社的譯作無一不是沉郁的、暗中的，涓滴不克不及顯示出“任務的高興”。可以說，即便在新文學外部，“變態”也依然以波折的形狀浮現著，不只未名社為然。有時它顯示為“閑話”式的在零碎議題上的纏斗不休，有時顯示為狂飆式的在超人與神經虛弱者間敏捷且頻仍的切換，有時則顯示為未名瑜伽教室式的緘默、吃苦但是虛無。
這使人想起托洛茨基對1905年反動后俄國文學的評價：“為了讓本位主義者、奧秘主義者和癲癇病患者占據文學的前臺，就需求先讓1905年反動因其內涵的牴觸而掉敗。……在兩次反動之間（1907—1917）的那種打算協調君主制、貴族和資產階層的社會測驗考試中，整整一代俄國常識分子構成了（或謂腐化了）。……舊有的保守主義和背叛精力，在6月3日的星光下敏捷地消失了。常識分子涂上簡直是各個時期和各個平易近族的形而上學和詩學的脂粉”23。與王凡西的不雅點相似，托洛茨基以為白銀時期的文學實質上是政治志愿被壓制后的轉換性產品，而被作為這一時代代表的，是安特列耶夫。
能夠并數奇然，出書安特列耶夫劇作《往星中》的中譯本，恰是未名社成立的緣起。1924年頭到北京的李霽野自英文翻譯了安特列耶夫的《往星中》，很快經由過程此時就學于世界語黌舍的霍邱同親張目冷，輾轉與魯迅結識。次年，為出書此書，魯迅“提出我們試辦一個出書社”24，此即未名社。
韋素園在單行本后記中先容安特列耶夫的創作佈景，頗可視作未名社的自我寫照：
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收場的俄國文學界有兩個代表的人物——高爾基（М.Горький）和安特列耶夫（л.Андреев）。這時代有反動的與反反動的兩種精力的沖突，在俄國汗青上可以算是艱屯之際。忽而“盼望”使人們高進云霄，對于未來懷著狂熱的企求，忽而“掃興”又把人們壓進暗中的深淵里往了；忽而狂歡熄滅著人們的襟懷胸襟，但不久憂傷又把人心覆蓋住了——這時代社會意情的變遷有如閃電普通敏捷。高爾基與安特列耶夫的著作是這些變遷的倒映，固然他們的著作中有著完整相反的情調。“借使倘使高爾基是海燕，成功的歌者，那么安特列耶夫即是黝黑的老鴉；叫著‘如許曩昔，如許未來’的戰勝的先知。”25
《往星中》講述的恰是反動者及其戰勝的故事。劇共五幕，所有的產生在一個位于平地之上的地理臺，地理臺進口的銘文寫著：“有益的憂慮闊別吧！上面的世界在被蹂躪。從這里人們往星中往。”26
但是除地理學家塞爾該之外，這里的人們毋寧說是被圍困在這與世隔斷之地。塞爾該之子尼古拉所從事的反動正在山下劇烈地展開，人們則被狂風雪阻隔，只能一味等候著，“心境的變遷有如閃電普通”。一時人們猜想“那里也許曾經年夜獲全勝。或許一個新的世界曾經樹立在舊世界的遺址下面了”27，一時又“情不自禁地會想：那里的人們還在世嗎？”28狂風雪的聲響總使人幻聽，“似乎有什么人哀號，似乎安葬什么人似的”29。可以說，地理臺隔離于反動，但是反動卻像影普通從地理臺的外部升起，地理臺上的人所感觸感染到簡直實是“靜寂”，但是是“恐怖的安靜”：“似乎拜倫的夢完成了似的：太陽熄滅了，年夜地上的一切都已逝世亡了，我們是最后的人了。”30
李霽野暮年回想了20年月這個腳本給本身留下的沖擊：
我已經有過不活在“無限的人世”，而“生涯在無窮的宇宙里”的空想。所以對于《往星中》的地理學家并不覺得生疏。但由於接觸過一些餐與加入現實反動斗爭的人……對他的兒子的未婚妻瑪露莎，決計回到“地上的世界”，持續斗爭，卻極為同情。31
一面盼望著“往星中”，一面又與反動者混居，此類狀況不完整是隱喻。李霽野此處說的“一些餐與加入現實斗爭的人”年夜多是未名社在霍邱的同窗和同親：李何林和臺一谷是在南京餐與加入的反動，趙赤坪、王冶秋則是在北京；此核心繞著未名社的反動者，至多還有在北京新結識的劉愈和稍后參加的王青士；假如將沒有共產黨組織關系的公民黨黨員也計進，這個名單還應該包含為《地之子》作封面的馬慈溪，以及臺靜農的女友孫祥偈。32
總的來說，這一時代的未名社人當然不克不及說是“現實舉動者”，但也并不是“現實舉動”的否決者。從最基礎上看，在年夜反動前夜，在北京的舉動者和非舉動者間是沒有一條截然的界限的。到北伐開端之后的一段時光，“變態”繁華的新文學敏捷被異樣“變態”的政治豪情替換，王凡西提到在這反動的“蜜月”期里，人們“一頭腦的空想”，“一個新的、不受拘束的、不再受帝國主義搾取的、甚至是共產主義的中國，在那時我們的心目中仿佛是指日可待的”。1926年一年間，“‘蒙瑪私密空間區’的奶名士們年夜多進了黨，從象牙之塔走向窮鄉僻壤了”。33在這一年進了黨、很快又脫黨的臺靜農，能夠也就是這些“蒙瑪區奶名士”中的一個。
王凡西用“空想”描寫這一時代投身反動的北京青年的感觸感染，是由於人們此時既不清楚反動背后的實際，也不清楚火線的決裂，由于“懷了近乎輕松的悲觀心境”，甚至“日益猖狂的革命可怕統治”也并未轉變人們對反動前程的判定。34從此后工作的成長看，未名社譯作中的虛無感與北伐開端后的“悲觀”可以說都帶有某種虛偽性，與其說它們發生于對汗青景況的過錯熟悉，倒不如說，它們是無法參與這一汗青景況所發生的癥候。不只地理臺上的人隔斷于反動，反動中的人現實上也難以觸著反動的實體。
在此，“盼望”和“掃興”，“狂歡”和“憂傷”，甚至“文學”與“反動”都既不合錯誤立，也并不聯合，而只是錯雜并置著，并且疾速瓜代。這種“心境的變遷有如閃電普通敏捷”的狀況，是懂得此時的北京和未名社的要害，也是懂得此后30年月反動文學同路人的要害。
這狀況一向連續到1927年4月間南方李年夜釗的遇難和南邊的清黨。
二、“流血”可否“建塔”？——年夜反動掉敗后的未名社
1926年冬，北伐軍超出長江，從英國權勢范圍進進japan(日本)權勢范圍，南方的局面隨之嚴重起來，此前反動者半公然的任務此刻不得不轉進地下，“機密將人綁走的工作已不竭產生”35。1927年4月，李年夜釗在蘇聯使館遭拘捕，月底被殺戮。7月，武漢當局由“容共”轉向“分共”，南北兩面反動都遭受了危機。到11月，北京的情勢進一個步驟好轉，屠戮開端涉及未名社的交游圈子。遇難者包含後面提到的劉愈，韋素園在得知新聞后為他寫了一首詩36，此外還有在臺靜農和王冶秋小說中假名現身的吳可和顏蔚圃。臺靜農如許描寫那時的可怕氛圍：“年夜的城中，布滿了鐵騎和幫兇……少男少女垂垂地盡跡了，這年夜的城中也佈滿了鮮血，鬼魂。”37次年4月，未名社本身也因出書托洛茨基《文學與反動》中譯本遭查封，到6月，跟著奉系失利，始得啟封。
但此時，無論附屬公民黨或共產黨的“蒙瑪區奶名士”都并不認同反動曾經勝利，同時對方才曩昔的屠戮耿耿于懷。38另一方面，國共決裂與清黨，隨之而來的中共武裝暴亂戰略，及暴亂的頻仍受挫，也都招致相當多少數字此前南下的共產黨員向北京回流。在未名社四周，一度湊集過很多中共黨員，包含趙赤坪、鄭衛華、王青士、王冶秋、李何林和馮雪峰39，這些人與此前北京的文學圈子或多或少有過文字上的往來。如許，到1928年秋，翻閱未名社及其周邊的報刊，會發明此時留京或返京的舊日文學-反動青年中心，呈現了長久的“年夜反動文學”40熱，臺靜農的《建塔者》就是這一潮水的構成部門。
1928年1月《未名》創刊號上，臺靜農頒發了名為《建塔者》的小說。小說以一個反動者的口氣，向“你”——一個“關著門弄文學”的友人——訴說本身和錯誤的獄中經歷，此中“D是你的同窗，A是你的同鄉，還有E，這位即是你同他初度會晤以后，你便向我說，他是一個英摯心愛的少年”。小說的開頭，A、D、E都就義了，“從此我們塔的巨大的基本上，又增添了一份新的氣力了”。41此系小說集《建塔者》中最早的一篇，此后另有三篇在《未名》發行，內在的事務年夜體都與這一時代的白色可怕有關。
在《未名》中，再現城市暴亂與反動者監獄經歷的，除臺靜農的小說，還有“蓀荃”的《春的前夕》42和饒超華的《第三線》43，以及李霽野所譯的東歐小說，此后結集為《不幸的一群》。饒超華的稿件很能夠是經由過程魯迅自廣東轉寄到北京的，這是魯迅在本地結識的青年，似為廣州發明社“小伙計”之一，“四一二”后曾一度被捕，不久獲釋。44簽名“蓀荃”的實在是臺靜農此時的女友孫祥偈，這篇《春的前夕》異樣也頒發在孫此時主編的《新晨報副刊》上。45除了孫本身的文章，這份副刊還頒發了《建塔者》中的五篇小說，轉錄發載了李霽野譯《不幸的一群》中的部門篇目。
《未名》是個專注于文學且頗為排外的同人刊，《新晨報副刊》的政治顏色則要濃重一些，職員更混淆，所刊“年夜反動文學”名錄也要長得多。既有與《未名》近似的監獄題材小說，如汪洋（即王冶秋）與《建塔者》中《昨夜》一篇同其本領的小說《痕跡》（1928年10月5日）、起凡的小說《鐵門中》（1928年9月25日）；也有指控北伐并未兌現免租賦、均地權承諾的鄉村題材小說，如止戈的《那一天底下戰書》（1928年12月8日）；反應北伐軍凌虐鄉里的小說，如王志之的《風聲鶴唳》（1928年11月8日）；還有李竹年（即李何林）形制極端近似于“反動加愛情”的小說《動身》（1928年8月28、29日）。在小說之外，這類“年夜反動文學”另有詩歌（如光君《狂風雨之夜》，1928年8月10日）、戲劇（如馬慈溪《盡力》，1928年8月11日）和追溯北伐軍事生涯的回想錄（如陶林《戎裝》，1928年9月12日）。
這些文本所浮現的反動經歷各不雷同，作者交流的態度也有很年夜的差別，但有一個共通的句式是在分歧作家的筆下反復呈現的：
……如果沒有冬夜的冬風，
那里會有春色的萌芽？
我們是遇了時期的冬風，
這冬風將吹開我們時期的好花！46
這是臺靜農所寫的“獄中草”，韋素園也曾以相似的說法安慰獄中的趙赤坪。47止戈的《在太仆寺街上》以此模仿了臨刑者對陌頭民眾的寄言：“莫用彷徨，眼前的血路那是反動必經的經過歷程！”48而在饒超華和孫祥偈的小說中，就義直接通約為“巨大的任務之勝利”49。
概況上看，這些表述與1926年間“蒙瑪區”的政治狂熱差異很小，依照《建塔者》中對反動者的描寫，受難的“少男少女”直到被捕一刻前，依然信任“頓時一切要屬于我們了”，這個“頓時”應該就在比來一次武裝暴亂之后，而非距離著相當一段時代的將來。50但是必需留意到，與“反動蜜月期”純真的高興愉悅比擬，此時在這一沒有根據的悲觀旁邊，同時奇異地并列著一種沒頂的掉敗感：“這有什么方法呢？時期是如許的，我們可以或許逃出時期的收羅嗎？”“這個時期，是我們仇敵的，不是我們的。”51是在兩者之間，才呈現了那類“沒有冬風何來春色”52的辯解。
可以說，到1928年，年夜反動的終結和隨之而來的流血都曾經是真正的無疑的事了，悲觀卻照舊延續著，方式是將流血倒置為成功的預兆。這就是“建塔者”這一意象最焦點的邏輯：反動成功的塔是以反動者的血為磚石的，血流出往，塔便天然更高起來。在這批“年夜反動文學”中，這一邏輯以文本癥候的情勢表示出來。饒超華《第三線》的前半部門相當天然主義地描述了獄中的瀕逝世體驗，是典範的“流血建塔”的寫法。但是在“我”不測獲救后，小說畫風漸變，轉向了大族令嬡舍身陷害反動者的傳奇故事。于是，“還不到一個月，我們的旗號已掛遍了這S市的每一個挺拔的屋頂上了”。53無獨佔偶，李竹年的《動身》也以北伐戰事吃緊、男配角與女配角分別為題，在描寫了男女配角漫長的憂思后，忽然“後方軍事在昨天一夜轉成很順遂”，男配角天然也無須“動身”了。54反動提早成功，愛情緊隨而至。
在這批文本中，簡直只要臺靜農的小說保存了相當和睦諧的陰寒氣息。《建塔者》中A、D、E捐軀前，E的戀人瑪麗像《往星中》的瑪露莎一樣唱起了《馬賽曲》，“這歌聲在冷空中孤峭顫栗”。但是緊接著，就義者的逝世和未就義者預定的將來，都被“年夜野”緘默地抵消了：“少傾，年夜野又將這孤單的歌聲淹沒了。”55盡管臺靜農確乎在全力運營“建塔”的莊重意象，但小說的措辭卻很不穩固。正如《建塔者》所應用的一系列題目，這些故事總像是被“鬼魂”“逝世室”“白骨”56包抄著，“建塔”如此，與其說是生人進軍的軍號，不如說更像不知本身曾經戰逝世的亡靈部隊的戰歌。
臺靜農并非沒有測驗考試過認同“流血建塔”的邏輯，《汗青的病輪》中，主人公在打聽了就義的女反動者曼喬被捕的顛末后，便向本身說：“光亮終于會離開的，曾經有人作了晨光的使者了。”但是很快，“我”便為“暗中的空氣重壓”，“窮途末路地在院中踱來踱往”。當夜，“我”掉眠了，墮入了“盡年夜的噩夢”，看見“六個斷頭的身軀，淺笑著在地上眨眼的人頭”。57
這使人想起稍早的《地之子》。《棄嬰》的開頭異樣寫了一個有著過量細節的尸體“噩夢”：“霎時間，那血肉散亂胎兒的尸體，胎毛黑黑的，放在我的面前”58。在已被宣布早先到來的“反動文學”時期，“鄉下逝世生”創傷性的一幕再度攫住作者。向著悲觀的轉化終于仍是掉敗了，小說從空泛的將來又退回了前反動的“噩夢”中，所謂“人生是恐怖的……感性是虛妄的……暗中是有年夜威力的”59。
包含臺靜農在內，未名社人簡直從未對反動前程若何的題目做過正面的闡述，只能直接地揣度他們的見解。卻是在魯迅，這一度是“反動文學論爭”時代他頗為糾結的題目。馮雪峰回想，魯迅很是自矜于本身拋給發明社的阿誰質問：“借使倘使難于‘保證最后的成功’，你往不往呢？”60相似的對話在馮雪峰和魯迅間重復過良多次，馮雪峰以為這最基礎上是魯迅的自我詰難：
……從本身未來的短長計，也沒有什么不成以。……只是要問，果本相信本身看準了么？……況且還要看更切近的短長。最后成功是必定的了，但是借使倘使還很遠遠，面前倒是生命交關的斗爭，——如何呢？61
盡管在職員組成、實際根據和文學作風上，南邊的“反動文學”與南方的“年夜反動文學”簡直沒有附近之處，但在昏黃地預設了“最后成功”、又將之看成本身不加論證的基礎這一點上，兩者是同構的，所謂“反動文學論爭”也是在這一條件之下睜開的。但是假如在條件上便持相反看法，以為不克不及“保證最后的成功”，至多不克不及“保證面前的成功”，那么“古代濁世青年”62又應該若何自處？可以說，直到“反動文學論爭”停止，這都不是一個獲得過解答的題目，甚至不是一個獲得過當真看待的題目。在魯迅看來，這不是由於謎底的不言而喻，而是由於現實上難于答覆——他們“似乎給我難倒了”63。
至多就年夜反動掉敗后的十年而言，所謂“最后成功”是言之尚早的。臺靜農女友孫祥偈所介入的“第三黨”64在1930年跟著鄧演達被殺而式微，公民黨右派青年麇集的改組派到1932年也基礎損失了與蔣介石競逐黨權的實力；中國共產黨方面，城市暴亂大都以不合錯誤等的組織損壞和職員喪失了結，各地蘇區也跟著蔣介石黨內專制的日漸牢固而先后淪陷。無論在城市仍是鄉村，對農工民眾的發動都終極未能抵消反動情勢好轉的消極影響，文字上的“反動飛騰”與現實上的“反動高潮”間的反差不難發覺，也不該否定。
假如這般，若何處置在“反動高潮”中的反動，可以說對反動者與反動的同情者都有著劃一的主要性。對前者來說，此時將反動舉動典質在“最后成功”上注定是盲動的、空泛的甚至“唯心”65的；而對后者來說，也只要理清“高潮”中何種舉動依然有用，退守才不是權宜之計。從更長的時段來看，應該說，反動很少在“飛騰”中產生，也往往無法在此中持存，危機和失利才是反動的常態。直到反動勝利前，若何在“反動高潮”中保持反動的有用性，一直是真正的的題目。然則比擬起默許“最后成功”的人們，未名社這類對將來缺少信念的群體——能夠也包含魯迅在內——反而對此供給了有針對性的計劃。
三、“戰勝的先知”：未名社閉幕后未名社人
未名社啟封后新增設了售書處，并經過的事況了長久的“黃金時代”66。但很快，跟著西山派、“第三黨”和改組派的掉勢，北平不再是有才能與南京抗衡的副政治中間，其凌亂但也絕對寬松的政治生態也趨于消散。而隨同認識形狀把持收緊的是出書業壟斷水平的加深，1930年后，售書處的生意很快蕭條下往，未名社隨即墮入經濟危機。加上此時李霽野、臺靜農與韋叢蕪的膠葛，到1931年5月，三人配合決議閉幕未名社。
此前一年，《未名》半月刊已由於稿源缺乏復刊，韋叢蕪一度打算與周作人、徐祖正等《語絲》舊人一起配合辦新的文學雜志，對此未名社的其他成員也覺得難以接收，除了政治態度的差別，另一個緣由是以為這相當于“用本錢主義的運營方法來辦未名社出書部”67。由后見之明看，這類運營方法是此時仍能保持下往的新文學出書機構的慣例。68在未名社，約請文學反動時期的明星進社能否算變節“傳統”，大家或有分歧見解，但舊日的未名社無法在這一新時期持存下往，曾經是不言而喻的事。只要韋素園才能夠“躺在醫院里，認為未名社正在進步”69，在醫院外的五四遺平易近，早已不克不及不斟酌新的前途。1932年8月，韋素園病歿，此時曹靖華身在蘇聯，臺靜農、李霽野和韋叢蕪也各安閒高校覓得教席。一度在未名社售書處任務的李何林開端輾轉就食于南方的黌舍間，同時從事地下任務；王青士則成為個人工作反動者，并在1931年與左聯五義士一道被機密殺戮于上海龍華。
未名社閉幕后，世人的創作基礎上也停止了。到魯迅去世前，臺靜農只在報刊上頒發了一篇論文，一篇書序；韋叢蕪一度專注于文學史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翻譯，稍后從政，掉敗后轉而經商；李霽野的精神從東歐強大平易近族文學轉向了英國文學，此外開端創作一些《四時漫筆》體的散文。就文學實行來說，白銀時期的氣質可以說曾經完整衰退，此時未名社的三個焦點成員與所謂“京派”曾經很難差別。
可是另一方面，年夜反動時代的保守偏向并沒有從他們的社會生涯層面消散。這包含深度介入了南方左聯成立事宜以致于再三被捕的臺靜農，也包含與浩繁地下黨保持相當親密的私家關系、并多次為之供給呵護的李霽野，甚至還應該包含力行其“一起配合同盟”假想而“神馳宦海”的韋叢蕪。70只不外，既缺乏組織上黨的引導，同時亦未置身于右翼文學的言論空間中，這一時代未名社左傾的成員，其生涯狀況更像一個對當局心胸反感的常識分子，“對政治既無高度覺醒，也不知警戒，只憑一點公理感，隨意罵罵官府，發點怨言”71。此內在社會層面從事一些政治介入，包含為機密會議供給場地、保護收留地下任務者、接濟政治犯。
那么，作為未名社已經獨一工作的新文學，此時能否仍存在著某種參與政治的能夠？在李霽野那里，一切政治舉動都不曾顯示在他的文學實行中，年夜體可說，他是一個偏向無產階層反動的個別，但并非右翼作家，較復雜些的是臺靜農。一方面，未名社閉幕之后，他簡直把一切的精神都轉移到了與此前未名工作了有關系的範疇，“將治學研討作為性命的依靠，理亂不聞，自得其樂”72——似乎是信取了魯迅的提出，共享空間所謂“趁此時辰深研一種學問，既足自慰，未來亦仍有效也”73。但很難說“未來亦仍有效”和在當下“既足自慰”完整化解了“反動高潮”中的困窘，《龍坡雜文》中仍不時能聽到白銀時期“盡看厭世”的覆信，只是體裁上更換了臉孔。1949年后，臺靜農困居臺灣，不難想象一個左傾的作家此時的心情。可以說，相較于其他成員，他是在“反動高潮”中生涯時光最長的一個。從留下的文字看，他確切也是未名社人中文學實行與政治志向糾纏最慎密、關系最復雜的一個。
1937年1月，停筆六年的臺靜農寫了一篇名為《退場人物》74的譏諷小說，小說頒發在胡風主編的《任務與進修叢刊》上。此后臺靜農與胡風系刊物還有過幾回一起配合，曾在《七月》頒發《紀錢牧齋遺事》75，在《盼望》頒發《錮黨史話》76。相較于《未名》時代感傷氣的文字，此時的臺靜農變得尖利起來。這些文章年夜體以唸書筆記為衣，以迻錄原文為體，宗旨則是曝光“獨裁主的荒暴”，借以暗射時局。如《錮黨史話》引《傳記》緒論：“忠良懷憤，時或發奮，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凡稱慈善家，莫不離被災毒”77，幾多可與臺靜農三次被捕的經過的事況相印證。除了胡風系雜志上的這兩篇，《抗戰文藝》上的《讀〈日知錄校記〉》78也屬統一系列。此后《龍坡雜文》中《遼東行》《詩人名流剽劫者》等篇，無疑都是這種寫法的持續。
比起顯豁的政治批評，值得追蹤關心的是這批文章中迂曲、決心言不及義的自我消解：
我之所以寫這篇文章，不過自家恭逢平易近主時期，而同情到不曾沾到平易近主光的前人，只是自家讀了一過，不由掉笑起來，這似乎在指明獨裁主的覆亡之路……這不只無此需要，更若何可以？
……傳道者說：“風往南飐，又向北轉，不住的扭轉，並且前往轉行原道”，這陳舊的傳道者的話，我不是汗青復原論者，不會信任的；由於此刻曾經是平易近主了。79
由於汗青“不住的扭轉，並且前往轉行原道”，是以作讀史的札記，然期近將煞尾時，又突然一轉，稱“五行志可不用讀了，迷信昌明時期，取代的自有學者們《貞元三書》之類”，80顯然用的是馮友蘭的今典。
無論此類謔而近于虐的拗折筆法，仍是“汗青復原論”的解嘲，都使人想起周作人30年月的寫作。在臺靜農寫作《建塔者》的1928年，周作人曾經宣布將要“閉戶唸書”，由於世事已不成為，而“汗青的人物亦常重現于當世的舞臺，恍如奪舍重來，懾人心目”81。“文抄”的動力，即在尋得汗青中“可怖的悅樂”——一種在汗青中不測遭受當下時的驚悚體驗，也就是《錮黨史話》所謂“汗青上的人可以活起來，在世的可以等于腐尸”82，或安特列耶夫所謂“黝黑老鴉的啼聲”：“如許曩昔，如許未來。”83
顯示著這類過往與此刻反復堆疊的極限的，是臺靜農臺灣時代名為《遼東行》的一篇。文章以王建詩名為題，講述唐人劉樊氏為征遼的親人祝禱安然造像的題記拓本。題記曰“咸亨元年四月八日，門生劉玄母樊為夫征遼，愿一切行人安然，早得回還，徑造彌陀像二展。”從時光看，咸亨二年高宗已平高麗，丈夫在造像時仍未回來，應該曾經不存于世，造像者當然也是千年以前的人了。造像亦已消散，唯留下祝詞的石刻，“顛末八年之久被侵犯的戰鬥之后，看到這一造像人的祈求，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感慨”84。
年夜約很早前，戰鬥喜劇就給臺靜農形成過相當強的安慰。《遼東行》末尾引《挽船者歌》“安得義男兒，憫此無主尸。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回”，85頗使人想起臺靜農初到北京時的小說《途中》——一個山中偶遇傷兵的小品。傷兵一面夸耀陣前殺人的業績，一面懇求“我”將本身的逝世訊想法帶回故鄉，由於他明白地看見了本身終將客逝世他鄉的命運。在小說的開頭，“渾金璞玉的弟弟”因傷兵的話精力變態，被送進了瘋人院。86臺靜農也稱不勝細寫這類“人世的酸辛和凄楚”，終止了《地之子》的寫作。87看上往，苦楚一直沒有消散，一向連續到了《遼東行》的時期。在這里，“文抄”像逐層排泄的珍珠質，用以幾回再三包裹這類久長持存的創傷，但是同時縮小它。
臺靜農對汗青的想象實在與周作人差異很小，在他看來，“任何一平易近族的汗青，總不會被堵截被扼殺的”，即便最保守的政治實行如反動，也難以中止這一宿命的持續性。因此汗青“似乎一根轆轤繩索，固然落到幾丈深的水井里，仍然可以汲歸去”，這也就是“文抄”得以能夠的緣由。但是他否定這是汗青輪迴論，由於他同時以為，“暴力與公理，在任何時期，都是相膠著的”88。當然與右翼文學者的汗青想象分歧——臺靜農并不同意時光是線性的，但同時他也并不是輪迴論的。比擬起輪迴論，這類表述也許更使人想起“俱分退化論”，即一方面不克不及以為汗青被擔保了不竭進步，以致于經過的事況過五四或北伐，世事便將年夜為分歧，但另一方面，這也不料味著汗青的停止甚至發展，任何舉動都沒有興趣義。另一種能夠是，“曩時之善惡為小，而今之善惡為年夜”89，“光亮與暗中，邁進和后轉”，往往“相映成趣”。90
李霽野提到《出了象牙之塔》中關于勃朗寧的一節，在那時曾對本身發生過很年夜影響。在廚川白村看來，完美意味著消亡，“正由於是在世的，所以便不完整，出缺陷”，“由於有暗中，故有光亮；有夜，故有晝。惟其有惡，這才有善。沒有損壞，也就沒有扶植的”。91在此，惡與善、曩昔與將來都并非運動存在之物，不如說，汗青存在于南北極彼此號召和抵拒的活動中。并非翻開曩昔的記載而照見了當下，而是曩昔在每一個當下閃回時，作為解救的將來也就同時從后門悄然步進。假如這般，“可怕的悅樂”所帶來的震動就更像是將方生方逝世確當下破開的一瞬，是在“忽然的一聲鬼的叫嚷”中，聞聲沉溺此中的“生力和人氣”。李霽野用了“陰涼的稱心”描述這種體驗——一個顯然帶有魯迅作風的措辭。92
李霽野稱讀廚川此文，“像雨后新晴一樣，心里開闊爽朗爽直多了”，是本身“人生不雅的一年夜轉變”，93“解脫了安特列耶夫灰心盡看的影響”94。假如此次擺脫也異樣產生在臺靜農那里，那么可以說，“文抄公體”除了再度驗證“人生是恐怖的……感性是虛妄的……暗中是有年夜威力的”95這一盡看結論，同時也是一種能動的經過歷程。它廢棄了暗中與光亮的靜態對峙，而努力于就凝視這暗中，幾回再三往經歷這暗中，直至在無窮擴展的掉敗後背，看出就現實而言尚未存在的成功，所謂“注視人生而看見了全圓”96。
現實上，就在《往星中》這個最後的腳本里，地理學家塞爾該也并不是一個純真的“進研討室”式的學者。對塞爾該來說，為反動就義的兒子是被交還給了“永恒的火”，這收受接管了逝世者的火仍將無止盡地在新的人里面熄滅，星乃是火的象征。是在如許的對話中，瑪露莎才終極表現要“回到人世生涯”，由於她要使逝世者的火熄滅在本身之中，要逼視尼古拉的尸體，“要像保留圣物一樣，保留尼古拉所留下的工具——他的思惟，他的敏感的戀愛，他的溫存”。然后，再度投進反動，“讓他們從頭地，從頭地在我心里把自殺失落”97。在這第二度的被殺中，逝世亡和舉動之間，有了某種無須預設“最后成功”的可活動性。如“文抄公體”普通，再度前往創傷，再度回生創傷，同時也就再度號召著與之相膠著的戰斗和未克抵達的成功。
在留念魯迅去世二周年的講話上，臺靜農曾談到魯迅辛亥之后的抄碑時代。他誇大魯迅此舉是“從前人的著作中來寄寓他的熱忱”，因此“不單是文學的學術的，而是政治的”。98“熱忱”意味著某種向外的、朝上進步的姿勢，僅以“自慰”“有效”如此，是無從說明這種政治性的。現實上魯迅自己也從未正面論述過“深研一種學問”能否僅僅是一種退嬰的選擇，盡管暮年再三在手札中向友人宣佈本身要離開上海凌亂的言論場，魯迅終極也沒有展現過在這一言論場之外，戰斗能否依然能夠。在此意義上，卻是未名社人，是依照魯迅這不曾完成的設定選擇本身途徑的。抄碑若何是“政治的”，只能從臺靜農本身的實行中尋覓線索。
假如這也可以稱為戰斗，這一戰斗并未試圖將本身描寫為“進步”，由於它曾經確認“戰勝”乃是無刻日的現實。無從走出“戰勝”，無從坐等“成功”，于是轉而就從這“戰勝”平分離出與“戰勝”抗衡的工具，年夜體上這是年夜反動掉敗后未名社人文學-政治實行背后的圖式——盡管這圖式遠非清楚分析過的，甚至很難說是自發的。無須徵引本雅明關于新天使的描寫，在最好的狀態下，這種戰斗應該是向后回返，倒是自後方回來的。
[本文系北京市社會迷信基金青年項目“后五四時代北京新文學出書文明研討（1920—1936）”（編號：21WXC007）的階段性結果]
注釋：
1 柳冬嫵：《反動產生時的反動文學——臺靜農〈建塔者及其它〉與1927年的北京反動》，《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22年第4期。
2 本文所應用的“20年月”指1917—1927年，“30年月”指1928—1937年。
3 魯迅：《〈中國新文學年夜系〉小說二集序》，止庵、王世家編：《魯迅著譯紀年選集》第18卷，國民出書社2009年版，第111頁。
4 韋素園的晚期經過的事況拜見李霽野：《憶素園》《五四時代一點回想》（《李霽野文集》第1卷，百花文藝出書社2004年版，第31—44、156—161頁）、《我的生涯過程》（《李霽野文集》第2卷，百花文藝出書社2004年版，第453—492頁）；鐘子碩、李聯海：《曹靖華拜訪記（一）》，《新文學史料》1986年第1期；韋順：《韋素園傳略》，《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3期；黃圣鳳：《韋素園傳》，安徽文藝出書社2020年版。
5 素園：《血花》，《當代》第2卷第2期，1922年5月。
6 韋叢蕪、李霽野：《致胡適》，《李霽野文集》第9卷，百花文藝出書社2004年版，第1—2頁。
7 李霽野：《流浪安慶一年瑣記》，《李霽野文集》第2卷，第468頁。
8 同上，第466頁。
9 魯迅：《憶韋素園君》，止庵、王世家編：《魯迅著譯紀年選集》第16卷，國民出書社2009年版，第272頁。
10 李霽野：《反動者》，《李霽野文集》第1卷，第725、726頁。
11 素園：《查詢拜訪：莫斯科西方休息年夜先生活狀態》，《先生雜志》第10卷第3期，1923年3月5日。
12 李霽野：《厄于短年的韋素園》，《李霽野文集》第2卷，第139頁。
13 素園：《俄國的頹喪派》，《晨報副刊 · 文學旬刊》第29期，1924年3月21日。
14 韋潄園：《校了稿后》，《莽原》第1卷第21期，1926年11月10日。“將來派詩人”指鐵捷克。
15 李霽野和韋叢蕪因與守舊派先生沖突，1921年自阜陽三師入學，輾轉安慶肄業未成，于1923年前去北京。臺靜農系因漢口中學學潮離校，于1922年前去北京。
16 靜農：《搾取異性之卑鄙手腕》，《京報副刊》第158期，1925年5月24日。
17 直至“三一八”，北京的先生活動一直沒有遭受過形成逝世傷的武裝彈壓，但五四以來軍閥直接殺戮先生的事務在處所上卻并不罕有。關于各地軍閥與先生沖突招致流血事務的情形，拜見呂芳上：《從先生活動到活動先生（平易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灣）“中心研討院”近代史研討所1994年版，第104—111頁。
18 拜見王凡西：《雙山回想錄》，西方出書社2004年版，第17—20頁。
19 “那時北京蓬蓬勃勃的文藝運動，仿佛是也有點變態的。”拜見王凡西：《雙山回想錄》，第18頁。
20 同上，第16—17頁。
21 李霽野：《憶素園》，《李霽野文集》第1卷，第38頁。
22 魯迅：《憶韋素園君》，止庵、王世家編：《魯迅著譯紀年選集》第16卷，第273頁。
23 托洛茨基：《文學與反動》，劉文飛等譯，本國文學出書社1992年版，第4頁。
24 李霽野：《未名社始末記》，《李霽野文集》第2卷，第484頁。
25 韋素園：《序〈往星中〉》，《莽原》第1卷第12期，1926年5月25日。
26 安特列耶夫：《往星中》，李霽野譯，《李霽野文集》第4卷，百花文藝出書社2004年版，第39頁。
27 同上，第7頁。
28 同上，第6頁。
29 同上，第12頁。
30 同上，第48頁。
31 李霽野：《未名社始末記》，《李霽野文集》第2卷，第486頁。
32 拜見李霽野：《趙赤坪同道留念》《離合悲歡話南京》《記李何林同道》《憶王青士同道在未名社》（《李霽野文集》第1卷，第104—111、271—275、262—267、162—165頁）；另拜見王冶秋：《憶青士同道——一九二九年北京團的市委書記》（《獄中瑣記及其他》，上海文藝出書社1958年版，第26—33頁）；包子衍等：《李何林談他的生平經過的事況和文先生涯》（《新文學史料》1986年第2期）；柳冬嫵：《反動產生時的反動文學——臺靜農〈建塔者及其它〉與1927年的北京反動》；馬慈溪事拜見張敬之：《安陽最早的話劇集團——江楓劇社》，文稱馬系“公民黨四十軍政訓處職員……思惟較提高，善于字畫，熱愛戲劇”。（政協安陽市文峰區委員會文史材料委員會編：《文峰文史材料》1988年第1輯）。
33 王凡西：《雙山回想錄》，第30頁。
34 同上，第33頁。
35 王凡西：《雙山回想錄》，第29—30頁。
36 素園：《憶亡友愈》，《未名》第1卷第7期，1928年10月1日。
37 臺靜農：《春夜的鬼魂》，《臺靜農選集 · 建塔者》，海燕出書社2015年版，第65頁。
38 如《新晨報副刊》上一篇留念“三一八”的文章便稱：“誰了解北伐成告（引按：應為“樂成”），大眾不獲得甚么幸福，反且增添了無窮苦楚……對于北洋雄師閥，損壞公民反動，與本黨當局為敵殘平易近賣國的段祺瑞，而任其逃出法網，此何故自解？！……這般演譯（引按：應為“繹”）下往，本黨至某時代，或可當機立斷把我們餐與加入否決任何人的老漢子的甚么爭國權活動的大眾處以亂徒之罪，起將要長逝圓明園的甚么義士節女，鞭尸三百。……中國反動至本日，已以各種證實其掉敗了！”拜見許梯云：《我對“三一八”留念的憤激》，《新晨報副刊》1929年3月17日。
39 鄭衛華、馮雪峰事拜見李霽野：《蹂躪未名社的屠伯——北洋軍閥》（《李霽野文集》第2卷，第71—81頁）、《弔唁馮雪峰同道》（《李霽野文集》第1卷，第178—181頁）。
40 這里應用“年夜反動文學”的提法，以差別于統一時代發明社、太陽社宣傳的“反動文學”。本文中的“年夜反動文學”僅指1928—1930年間北京報刊上呈現的以北伐為題材的寫作，其作者年夜多是北伐時在北京、或北伐后亡命北京的反動者，這些反動者既包含國共一起配合中的共產黨黨員，也包含純潔的公民黨黨員。這些寫作沒有明白的實際旗號，年夜體延續著20年月新文學的形制，體裁包含自敘傳、手札體、題目小說等，描述青年常識分子在反動中的見聞，尤以監獄和軍旅題材居多，其料想中的讀者也是青年常識分子。尚無證據證實這些寫作背后能否有政黨組織，即便有，也可以斷定并非同一的組織。
41 臺靜農：《建塔者》，《臺靜農選集 · 建塔者》，第2、6頁。
42 蓀荃：《春的前夕》，《未名》第2卷第3期，1929年2月10日。
43 饒超華：《第三線》，《未名》第1卷第3、4期，1928年2月10日、3月10日。
44 饒超華事見魯迅1927年9月25日致李霽野信（魯迅：《致李霽野》，止庵、王世家編：《魯迅著譯紀年選集》第8卷，國民出書社2009年版，第468頁）、周全平：《小伙計創業三部曲》（俞子林主編：《百年書業》，上海書店出書社2008年版，第47—61頁）。
45 拜見蓀荃：《春的前夕》，《新晨報副刊》1929年3月5日。孫祥偈與臺靜農關系，拜見柳冬嫵：《反動產生時的反動文學——臺靜農〈建塔者及其它〉與1927年的北京反動》。
46 靜農：《獄中見落花》，《未名》第2卷第5期，1929年3月10日。
47 “不要哀痛，/不要愁慮，/本日的監獄生涯，/恰是將來的甜美回想。”拜見李霽野：《厄于短年的韋素園》，《李霽野文集》第2卷，第141頁。
48 止戈：《在太仆寺街上》，《新晨報副刊》1928年10月25日。
49 蓀荃：《春的前夕》，《未名》第2卷第3期，1929年2月10日。
50 臺靜農：《逝世室的彗星》，《臺靜農選集 · 建塔者》，第27頁。
51 臺靜農：《逝世室的彗星》《建塔者》，同上書，第18、2頁。
52 靜農：《獄中見落花》。
53 饒超華：《第三線（續）》，《未名》第1卷第4期，1928年3月10日。
54 李竹年：《動身》，《新晨報副刊》1928年8月29日。
55 臺靜農：《建塔者》，《臺靜農選集 · 建塔者》，第6頁。
56 《汗青的病輪》一篇頒發時題作《白骨》。
57 臺靜農：《汗青的病輪》，《臺靜農選集 · 建塔者》，第46、49頁。
58 臺靜農：《棄嬰》，《臺靜農選集 · 地之子》，第41頁。
59 魯迅：《致許欽文》（1925年9月30日），止庵、王世家編：《魯迅著譯紀年選集》第6卷，國民出書社2009年版，第353頁。此系魯迅對安特列耶夫三則“思惟的基礎”的先容。
60 魯迅：《“醉眼”中的昏黃》，止庵、王世家編：《魯迅著譯紀年選集》第9卷，國民出書社2009年版，第104頁。
61 馮雪峰：《觸到他本身的說話片段之二》，《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魯迅 · 馮雪峰回想魯迅全編》，上海文明出書社2009年版，第73頁。
62 周作人：《〈年夜黑狼的故事〉序》，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 · 本質》，湖南文藝出書社1998年版，第117頁。在這篇文章中，周作人對年夜反動后途徑選擇題目的見解也很相似，即以為“現今反動曾經截止”，年夜反動中北京青年從文從武的路皆已不克不及原樣保持下往，新興的“反動文學”則是可疑的，這年夜體可說是《語絲》圈子對年夜反動掉敗后時局的配合不雅感，魯迅此時照舊是這個圈子的看法魁首，而未名社應該被視為這個圈子的核心。
63 馮雪峰：《觸到他本身的說話片段之二》，《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魯迅 · 馮雪峰回想魯迅全編》，第73頁。
64 孫祥偈凡是被籠統地稱為“提高人士”，但就1928—1930年間的情形看，孫應該屬于有明白反共偏向的公民黨右派。《新晨報副刊》1928年11月23日刊孫簽名“蓀荃”的社論《罪言》，稱“我們展開眼睛了解一下狀況國際間的局勢：本錢的帝國主義作一個同盟，第三國際的共產主義作一個同盟，他們雖不相容，可是都向中國防禦；這兩種權勢，都搾取中國的公民反動；……那末，我們了解非建筑三平易近主義的西方國際同盟，缺乏以自存。……要脫往國際上的搾取，先要振起黨綱扶植全部的三平易近主義的態度，全部的黨。……先要年夜年夜的連合真正的反動分子，透澈廓清的閉幕一切小組織”。《新晨報副刊》的作者中至多有一部門是孫祥偈統一態度的，但也同時有一部門可以斷定有共產黨佈景，盡管黨籍分歧，兩派的思惟也不老是涇渭清楚。而僅從文學寫作看，則簡直很少差異。是以，也很難判斷臺靜農、李霽野等人能否有明白的共產主義崇奉。可以看得出，無論比擬于王冶秋、孫祥偈仍是王凡西，未名社人對政黨政治都只要很淺的參與。他們此后對地下黨的呵護，應該更多地是出于“本身也受搾取，為對抗起見，或許只為了良知，愿意輔助被搾取者”。關于孫祥偈與“第三黨”的關系，拜見鄧昊明：《“本社”的創建及其回并于“第三黨”》，全國政協文史材料委員會編：《文史材料存稿選編精選 · 派系紛爭混戰》，中國文史出書社2006年版，第148—161頁。
65 這是魯迅“反動文學論爭”時代多次應用的一個詞，如“倘認為文藝可以轉變周遭的狀況，那是‘唯心’之談”（《現今的新文學的概不雅——蒲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年夜學國文學會講》，止庵、王世家編：《魯迅著譯紀年選集》第10卷，國民出書社2009年版，第370頁），“踏了‘文學是宣揚’的梯子而爬進唯心的城堡里往”（《〈壁下譯叢〉短序》，止庵、王世家編：《魯迅著譯紀年選集》第10卷，第157頁）。前者就頒發在《未名》上。
66 李霽野：《未名社始末記》，《李霽野文集》第2卷，第490頁。
67 韋叢蕪：《讀〈魯迅日誌〉和〈魯迅書簡〉——未名社始末記》，《魯迅研討靜態》1987年第2期。
68 關于20世紀二三十年月舊書業的變更，賜教于首都師范年夜學何旻教員，特此稱謝。
69 魯迅：《致曹靖華》（1931年9月27日），止庵、王世家編：《魯迅著譯紀年選集》第13卷，國民出書社2009年版，第329頁。
70 關于韋叢蕪從政的經過的事況，拜見史揮戈：《韋叢蕪“一起配合聯盟”題目辯析──重新發明的兩件韋叢蕪的史料說起》，《山東師范年夜學學報（社會迷信版）》2000年第4期。
71 李霽野：《在天津河北男子師范學院》，《李霽野文集》第2卷，第505頁。
72 臺靜農：《北平輔仁往事》，《臺靜農選集 · 龍坡雜文》，第123頁。
73 魯迅：《致臺靜農》（1933年12月27日），止庵、王世家編：《魯迅著譯紀年選集》第15卷，國民出書社2009年版，第544頁。
74 孔嘉：《退場人物（小說）》，《任務與進修叢刊》第2期，1937年3月25日。
75 孔嘉：《紀錢牧齋遺事》，《七月》第5卷第4期，1940年10月。
76 釋耒：《錮黨史話》，《盼望》第2卷第4期，1946年10月18日。
77 同上。
78 孔嘉：《讀〈日知錄校記〉》，《抗戰文藝》第7卷第2/3期，1941年3月20日。
79 釋耒：《錮黨史話》。
80 同上。
81 周作人：《閉戶唸書論》，張菊噴鼻編：《周作人代表作》，河南國民出書社1989年版，第268頁。
82 釋耒：《錮黨史話》。
83 韋素園：《序〈往星中〉》，《莽原》第1卷第12期，1926年5月25日。
84 臺靜農：《遼東行》，《臺靜農選集 · 龍坡雜文》，第28—29頁。“題記”標點為引者所加。
85 同上，第35頁。
86 靜農：《途中》，《小說月報》第15卷第8期，1924年8月。
87 臺靜農：《〈地之子〉后記》，《臺靜農選集 · 地之子》，第144頁。
88 釋耒：《錮黨史話》。
89 章太炎：《俱分退化論》，《太炎文錄初編》，上海國民出書社2014年版，第405頁。
90 釋耒：《錮黨史話》。
91 廚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魯迅譯，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紀年選集》第6卷，第67頁。
92 霽野：《悲觀主義》，《莽原》第4期，1925年5月15日。
93 李霽野：《未名社出書的冊本和小樹屋期刊》，《李霽野文集》第2卷，第106頁。
94 李霽野：《未名社始末記》，同上書，第487頁。
95 魯迅：《致許欽文》（1925年9月30日），止庵、王世家編：《魯迅著譯紀年選集》第6卷，第353頁。
96 李霽野：《未名社出書的冊本和期刊》。
97 安特列耶夫：《往星中》，李霽野譯，《李霽野文集》第4卷，第75、77—79頁。
98 臺靜農：《魯迅師長教師的平生——在重慶魯迅師長教師去世二周年事念年夜會上的一個陳述》，《臺靜農選集 · 臺靜農遺稿輯存》，海燕出書社2015年版，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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